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 可以被称为人类不断探求新知识的过程。 拉丁文称知识为 scientia, 从而科学 science 一词便成为最受尊重的那部分知识的代名词。 相对论和量子论问世以来的百年是科学的百年, 人类知识积累得到了空前增长。 人类已经认识到, 只有藉助
科学的手段才能有效地提高、 扩展自己的生存能力, 社会历史必然地向更有保障、 更安适、 更有生存主动性的阶段发展。 但是, 仅仅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是不完备的, 这很容易使知识成为一种对人异在的客观力量, 反过来窒息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全面理解科学的内涵的首要问题是, 如何区分知识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 显然, 用库恩的 随公议而变的真理冶 是不行的。 盲目虔信不是理性的美德, 而是罪恶。 要作出理性的区分, 关键在于划出科学的界限, 这正是巴罗教授在他的 《不论》 中努力想做的。 《 不
论》 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 作者不仅仅站在科学最前沿, 谈天说地, 叙生述死, 评古论今; 而且也从文学、 绘画、 雕塑、 音乐、 哲学、 逻辑、 语言、 宗教诸方面围绕着知识的界限、 科学的极限这一中心议题进行阐述。 巴罗教授不仅对过去的, 也对现在的和未来的科学界限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本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光明睿智, 对于诸如人类为什么偏爱对称,具有高智商的蚂蚁是否能使用火作为工具之类的问题, 答案妙得发人深省。 人若执着于刻板的知识, 不打开智慧的活源, 便会失去洞察的能力。 诚如佛光禅师所说, 白云也许很美, 但会蔽障视线, 使鸟儿迷失归路。 《不论》 中讨论了许许多多的悖论, 使人获得启迪。 为此,不禁使人们想起唐代南泉禅师的 瓶中鹅冶公案, 这实际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悖论, 它说明了当一个人被过去的经验、 知识和习惯制约时该怎么办的道理。
中国是博大久远的中国。 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 唐宋的诗词文章、 元明清的戏曲小说; 无论是先民的天文地理、 算术格致、 农学医书, 无不充满着对社会家国的情怀, 对苍生万有的期待, 对自然天地的热爱, 激荡交融、 相互辉耀、 缤纷灿烂地造
就了中国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 正因为如此, 就使中国文化有可能也更容易地汲取世界各种文化的养分。 我们何在? 为何在?从何而来? 又往何处去? 为何生? 为何死? 为何思? 又如何思? 诸如此类问题, 我们皆可从 《不论》 中汲取到有益的养分。
1609年, 伽利略在帕多瓦将望远镜指向了月球, 这个事件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开始。 常常有人发问, 科学为何发端于西方? 西方文明仅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发展形态, 并不能替代其他种类的文明形态。 在北宋元丰元年, 中国铁产量已达12万5千吨, 而英国1788年铁产量只有 6 万 8 千吨, 这是英国工业革命已开始的年代, 离元丰元年已经710 年了。 北宋大儒程颢吟道: 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风云变态中。冶 有形外是指有形背后的无形, 这里的思也不是笛卡儿 我思故我在冶 中的思。 在中国传统中, 存在与价值相辅相成, 既是本心良
知, 也是宇宙天道。 在西方人眼中, 东方文明更强调整体性和事物的有机关联。 中国古代有各种各样的科学活动, 如在天文学、 数学、 气象学、 地震学、 医学等领域的研究, 但是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为 为科学而科学冶 的纯科学留下空间。 近代科学发生于西方, 是历史命运的顿挫, 还是地缘乾坤的定数? 不得而知。
自 《不论》 英文版问世以来, 在徐建军、 翟向华两位教授的齐心协助下, 我们在译文上花费了大量精力。 通过逐字逐句的推敲, 中译本成了一件手工艺品, 想必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尽管我们的目标是精益求精、 美轮美奂, 但限于学识, 谬误之处难免, 望请读者指正。
李新洲
戊戌三月十七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