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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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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蕞负盛名的著作，旨在揭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型的极权主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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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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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美籍德裔哲学家。在弗赖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自1932年开始先后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华盛顿战略研究局、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1954-1976年先后在布兰代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激进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爱欲解放论”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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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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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导言 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派的社会
单向度过社会
第一章 控制的新形式
第二章 政治领域的封闭
第三章 不幸意识的征服：压抑性的俗化趋势
第四章 话语领域的封闭
单向度的思想
第五章 否定性的思维：被击败了的抗议逻辑
第六章 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
第七章 肯定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
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
第八章 哲学的历史承诺
第九章 解放的大变动
第十章 结论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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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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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说实在的，下述情况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个性在社会必需的但却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制；个体企业集中为更有效、生产效率更高的大公司；对设备不平衡的经济单位间的自由竞争加以调节；削减对组织国际资源起阻碍作用的各种特权和国家主权。这种技术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
权利和自由在工业社会的形成时期和早期阶段曾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但现在它们却正在丧失其传统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而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正如它们曾经促进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本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观念，是更有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用以取代已过时的文化的观念。这些权利和自由一经制度化，便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这个社会共命运。成就取消了前提。
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随着这种自由逐渐增大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属于较低生产率阶段的各种自由相应地失去其先前的内容。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在这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制度还是由某种非极权主义制度来满足需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在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对制度本身采取不顺从态度，看来对社会是毫无助益的；当它给社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利并威胁到整个社会的顺利运转时，就更是如此。的确，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一定要通过个人自由的竞争性协作来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设施。
企业活动的自由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一件幸事。不是工作的自由就是挨饿的自由，它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艰辛、不安和焦虑。假如个人不再作为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被迫在市场上出售他自身，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将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可能使个人的精力释放到一个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领域。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就会改变；个人将从劳动世界强加给他的那些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这时，个人将会自由地支配他自己的生活。如果生产机构能够组织起来，并致力于满足生命攸关的需要，那么，它的控制还是充分地集中起来为好；这种控制并不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反而会使它成为可能。
这是发达工业文明有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技术合理化的“目的”。但实际上在发生作用的却是相反的趋势：国家机器把其防务和扩张的经济、政治需要强加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当代工业社会由此而阻止了有效地反对社会整体的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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