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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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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尔雅文库”丛书既呈现出统一而宏阔的理论关怀，也尊重术业专精、不设定法，通过作者个性化地对每一个关键概念进行深度的知识考古，交织成对东亚现代性的总体生成过程与内在张力的有机理解。《封建》在纵观古今、横亘中西日的时空坐标上对“封建”概念寻流讨源，让人对这一概念的流变有了清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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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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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梳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作为词语和概念的“政治学”在日本的生成和在中国传播与演变的历史，主要呈现以下内容：西政与分科知识的输入；“政治学”在日本的缘起与演变；梁启超初识“政治学”及向国人译介之政治学之过程；庚子前后的文教改革对译介日本政治学的推动与政治学的教科化；清末新政时期朝野各方基于各自立场对政治学的选择性解读和运用；一战后因国家主权论衰退、政治多元论和职能主义的兴起，政治学的国家学色彩淡化而行政学特征加强，与此同时，基于唯物史观而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概念初步形成。纵观近代中国政治学的渊源流变，国人对政治学概念的理解可概括为治民之学、国家学说、公共事务治理之学、阶级专政之学等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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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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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云：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政法学史、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与政治思想史、近代中日关系史。著有《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孙中山史事编年》（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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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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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第一章 汉语“政治学”的起源及其初期含义 /19
一、西学东渐与表述政治概念之语词 /21
二、“政治学”：进入中文教科的汉语新词 /29
三、日语汉字词“政治学”的语义及其渊源 /34
四、初识“政治学”：梁启超对其之接受与输出 /51
第二章 文本移译与政治学概念之本土衍义 /61
一、文教新政与“政治”资料的编译出版热 /63
二、译本所传递的“政治学”与“国家学”概念 /70
三、建国与新民：梁启超的“政治学新论” /85
四、新旧杂糅：国内趋新士人的政治学认知 /93
第三章 预备立宪背景下的政治学概念谱系 /103
一、清廷预备立宪的国家学取向 /104
二、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的政治学理 /113
三、国粹学派的“政治学”论述 /119
四、严复对“科学”政治学的提倡与运用 /130
第四章 国家论衰退与政治学的概念转向 /137
一、政治多元论与职业代表主义 /139
二、学科转向与概念调适 /149
三、政治学概念的三民主义化 /156
四、趋重实证研究与公共行政的政治学 /163
第五章 唯物史观对政治学概念的重塑 /173
一、唯物史观与“新社会科学运动” /174
二、批判与重释：对“新政治学”的探索 /179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概念之创述 /186
结语 /195
主要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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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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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政治学？
政治学是什么？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核心和本质是什么？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所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我们都能看到“政治学”概念的历时性变化与共时性差异。在西方，牛津大学政治学元老阿兰·瑞安（Alan Ryan）历经30年的心血之作《论政治》一书，纵论从希罗多德到当代约2500年来人们对“人如何治理自己”这个问题提出的各种回答。也许在他看来，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就是思考人究竟有没有管理好自己事务的能力，人们如何能更好地治理自己。这样的问题也是政治学致力于解答的问题。
在中国，让我们先来看看晚清民国时期国人对政治学的一些定义。
政治学分为二种，一曰国内政治学，一曰国外政治学。国内政治学者，所以考求一国国内之政事，即所谓国法学也;国外政治学者，所以考求国与国相关之政事，即所谓国际学也。而其间国内政治又分为宪法学、行政学二种，国外政治又分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二种。(杨廷栋，1902年)
政治学者，研究人类政治活动及其政治组织者也。(钱端升，1925年)
以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达到从混沌的政治现象中抽出因果关系法则的目的之学，便是政治学。……一阶级对于其他阶级之强力的支配底活动与现象，即是所谓政治活动与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便是政治学所要研究的惟一对象。(邓初民，1929年)
政治学是研究人类求生存的原理和原则———在静的方面，努力物质的创造，在动的方面，阐明精神的发扬:以充实人类的生活和延续人类的生命，并进而理解国家结构和社会进化的因果律的科学。(蒋静一，1935年)
以上关于政治学的四种定义分别出自杨廷栋、钱端升、邓初民、蒋静一的著述，其中最早提出者与最晚提出者相距30余年。每种表述，仅字面而言即有不小的差异，更何况其言下之意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背景。那么，如何解读这些定义、其间的差异及其由来呢？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是没有单独的分科意义上的政治学，所谓“政治学”是从西方和日本传入的概念和知识体系。那么，随着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中国人如何逐步树立政治学的学科意识？政治学的概念是怎么形成的？之后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此形成过程中，中国自身的知识如何被附加于西方的知识或者说西方的知识在中国语境中发生了怎样的异化而生成了新的解释？下面的事例即可反映上述问题。
1917年，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致函《太平洋》杂志记者，认为“政治”和“非政治”都是人类社会的阶段现象，“应分枝而各为科学之一种”，研究政治者已有政学（Political Science），而“今日非政治之群法，则尚有术无学，故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曰主义而已，不成其为学也”。因此，他希望谈主义者亦“能综学而言政术”，“以政学治非政学”。①张一湖随后亦致函《太平洋》记者，就吴稚晖的观点加以辩正，谓：“先生之意，似以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即为‘非政治’。……吾人今既谈学，凡于学之用名，当不为吾国旧名含义所蔽。以吾国旧名释‘政治’二字，则政者正也，以上之正，正下之不正。治者，以权力加诸人之谓。故一举‘政治’二字，即含有智愚贤否上下等差之观念，再系以‘学’之一字于其下，则所谓政治学者，遂为一种治民之学，在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断断不喜有此学。然舍吾国政治二字之旧义，而取今世科学上所用政治之名Politics所含之义，则先生所举Political Science者，决非吾国所谓治民之学，含有智愚贤否等差之概念，今日定Political Science之界说最普通者，曰Science of the State。……故今世所谓政治学者，即可谓为国家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不认今世之国家为人群相偶最良之方式，故不认今世之国家为将来可守之方式，然将来苟有人群，必仍有其相偶之方式，特其方式不同于今日之方式耳。国家特相偶方式之代名，将来仍有相偶之方式，亦即仍有相偶方式之代名，纵不用今名，必仍有一名以名之，实之变易，无与于名，名之变易，亦不掩其实。”“故将来群体组织，虽如何变迁，不能无polity，即不能无Politcal（Political）Science。决不能去此而别有所谓非政学也。”
张一湖虽未准确理解吴稚晖的意思，但他的这番言论涉及中国传统的“政治”含义，西方的Politics、PoliticalScience的普通界说，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对西方政治学的误解，西方政治学面临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批判的危机以及未来无国家时代人群相处的可能方式。其中亦谈到政治学概念的名与实，以下就此问题略作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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