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校者说明
近代中国，面对列强的大举入侵，觅法救亡图存，成为一时有识之士念兹在兹之要务。如中山先生所言：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兴中会章程》）
在“五四”之前的“有心人”之中，影响最大的思潮莫过于进化论。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一时间石破天惊，社会达尔文主义迅速风行全国，以至于旅居日本的鲁迅先生感慨“中国迩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人之历史》）。
一种思潮的风行不可能不产生政治上的后果，而进化论尤其成为近代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如康有为以进化论改铸“公羊三世说”，认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渐为太平，进化由渐，因革有因，验之万国，莫不同风”（《论语注》）。
章太炎认为民智的进退，亦合于“用进废退”之原则：
人之怠用其智力者，萎废而为豦蜼，人迫之使入于幽谷，夭阏天明，令其官骸不得用其智力者，亦萎废而为豦蜼。（《訄书·原变》）
因此，与其消极等待民智渐开再做政治变革，不如积极革命以启民智。
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佗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严复、康有为以降的数代政治活动家，其社会历史观的形成，几乎无不受到进化论的强烈影响。因此理解进化论，绝非仅仅是一个“赛先生”层面的问题，更是理解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关键。
近代第一个全面的进化论猜想，是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在1809年发表的《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中提出的，此时距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面世，尚有半个世纪。拉马克猜想，自然发生（génération spontanée）在具有固定渐进趋势的平行世系中，不断地把简单的生命变为更复杂的生命，并推测，在局部层面，下一代会通过遗传他们父母用进废退的器官以适应环境，此之谓“获得性遗传”。
然而，拉马克的学说自提出以来，长期不为学界所容，鲁迅先生曾分析个中原因：
试翻《动物哲学》一书，殆纯以一元论眼光，烛天物之系统，而所凭借，则进化论也。故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兰麻克（即拉马克）亦如圣契黎（今作“圣伊莱尔”）然，力驳寇伟（今作“居维叶”），而不为世所知。盖当是时，生物学之研究方殷，比较解剖及生理之学亦盛，且细胞说初成，更近于个体发生学者一步，于是萃人心于一隅，遂蔑有致意于物种由来之故者。而一般人士，又笃守旧说，得新见无所动其心，故兰麻克之论既出，应者寂然。（《人之历史》）
可见，拉马克理论的沉寂，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局限使然。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表观遗传学的兴起，拉马克的猜想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分子生物学的验证，其理论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因此，无论是出于了解作为科学猜想的进化论的需要，还是出于理解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必要，拉马克的《动物哲学》都值得我们关注。
幸而此书的核心内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有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译者是浙江宁波人沐绍良先生（1912—1969），民国时期的新语文大家。新中国成立后，沐先生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新儿童世界》杂志主编，并为《开明少年》《中华少年》《展望》等刊物写稿，编写《幼童算术课本》《幼童语文课本》《幼童常识课本》《劳动英雄的故事》等儿童读物。他的《动物哲学》中译本信实典雅，流畅可读。由于时代原因，沐绍良先生在翻译此书时，许多专名、通名及术语尚无统一的译法，部分甚至根本没有汉语词汇可对译，只好保留原文，以致今天的读者阅读起来，会感到些许陌生或不适。为尽可能弥补这些因时代原因落下的遗憾，方便今天的读者了解拉马克的学说，笔者对译文进行了校改，所依底本为：
Lamarck， Jean 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de. Philosophie Zoologique: Ou Exposition; Des Considerations Relative à L’histoire Naturelle Des Animaux.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对于此次校改所涉内容，兹择要说明如下：
一、根据新华社译名室编《法语译名手册》（第二版）和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第四版）重译了所有人名，所有地名均亦依如今的常用译法改译。
二、订正了一些生物学和医学专名，以与今日的常用译法相一致。对于一些词语的用字，如“刺戟（激）”“部份（分）”“分枝（支）”“那（哪）个”“那末（么）”，等等，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一仍其旧。
三、少数专名的翻译前后不一致，今予以统一；原译没有翻译的专名、术语等，尽量补译；少许错译及技术性错误，予以订正。诸多标点符号用法，亦按当今的出版规范改正。
四、拉马克原文以斜体表示强调的地方，本书以楷体标出。
五、原译的章末尾注和随文注释统一调整为脚注，拉马克的原注、译者的注和笔者的注分别以“［原注］”“［译注］”“［校注］”标出。
张遥
2022年7月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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