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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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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追求的一种价值理想，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基于各自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正义问题进行了特定阐释和深入挖掘，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正义范式。从根本上而言，各维度的正义理念的真正实现必须回到对制度正义本身的考察上来。制度正义是正义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生长点，也是国家和社会发展中一个重大的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唯物史观是制度正义深刻的理论基础，本书从这一理论视野出发，对制度正义概念、制度正义的基础和来源进行了分析，具体阐释了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制度正义，即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正义以及以人为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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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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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师从杨耕教授。山东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的研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12&ZD005)；参与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基本路径与具体措施研究”(22AWTJ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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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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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一 选题缘由与现实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三 研究思路与框架
第一章 制度正义概念
第一节 制度与正义共同的社会关系本质
第二节 制度的正义性与正义的制度化的耦合
第三节 制度正义是各维度正义有效性之根本
第四节 制度正义是正义行为的硬性规范
第二章 制度正义的基础和来源
第一节 基于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稳定性
第二节 主体性前提：现实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第三节 以实践活动为基础而不是理性的建构
第四节 根本评价尺度：谁的利益？
第五节 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差异性表现
第三章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正义
第一节 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正义的前提性地位
第二节 自由平等的形式性：权利层面的资本主义制度正义
第三节 结果不平等：分配层面的资本主义制度正义
第四节 以剥削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制度正义的
不彻底性
第四章 以人为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正义
第一节 “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正义中的基础性地位
第二节 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分配层面的社会主义制度
正义
第三节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正义的根本价值原则
第四节 “自由人联合体”与社会主义制度正义的优越性
结语 “新全球化时代”制度正义理论创新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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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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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全球化时代”制度正义理论创新的中国方案（节选）
“何谓全球正义”？或者说全球正义展开的话语逻辑有哪些？整体来看，全球正义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基本逻辑：一是在价值观层面，倡导合乎正义的价值原则。它立足于社会现实，从思想上提出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体现人类社会对实现全球正义的美好期许；二是在制度层面保障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只有以全球制度正义作为有效保障，才能生发出有利于全人类的精神价值。
全球正义是对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增殖逻辑过程产生的贫富不均和权利不平等的世界体系问题的反思。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价值追求，全球正义旨在打破资本逻辑主宰下的资源不平等分配，使被剥削国家摆脱资本逻辑的宰制，从而建构不同国家经济体之间共生共荣的价值机制和共生共在的全球整合秩序。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使人类命运呈现为密切相关的时代新态势，如何以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宗旨保障国家的自由发展空间，从而使联合体成员从被束缚的物质力量中解放出来，成为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国家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权利失衡诱发了一系列全球非正义问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问题：这个世界的实践逻辑所造成的全球正义问题是什么？使这个世界如此以及使这个世界变好应当践行的实践逻辑是什么？
…………
全球贫困被联合国作为威胁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全球性正义问题。据国际援助与发展组织乐施会发布的最新报告《请回报劳动，不要酬谢财富》中指出，全球82%的财富流向了最富有的1%人群，与此同时，富人的财富增长速度也比普通工人的工资增长快6倍。在美国，一名CEO一天的收入就等同于一名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额。也就是说，虽然“如今的生活大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好，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而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越来越少”，“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生活在对赤贫和过早死亡的恐惧中，世界是非常不平等的”。在这些具体而庞大的数字背后隐含着一些直观的正义拷问，这种全球财富分配是正义的吗？造成这种财富分配不正义的实践逻辑是什么？具体来说，人类面临的现代性难题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列举，但全球财富分配不均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主要的时代难题之一。全球财富分配不均是一个业已存在的社会事实。当我们追问全球财富分配不均是否正义的时候，财富分配不均就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事实或者经济学的问题，而成了一个事关“全球正义”的价值问题。
…………
全球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与两种因素相关：一方面是国家的内部因素，比如国内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或者地域、环境等道德偶然性因素；另一方面是全球基本经济结构及其制度安排等国际因素。不可否认，全球财富分配不均与制度正义存在着强关联性。诚如凯·尼尔森所言：我们应当关注社会结构，包括生产方式，是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将一部分人放在被支配和控制的地位，而把另一部分人放在附属和弱势的地位。造成全球正义问题的根源不是偶然的因素，如地理位置的劣势或者某位领导人的腐败等，而是不利于贫困国家及其公民权利的全球制度秩序。或者说，偶然的道德因素无所谓正义与否，值得思考的正义问题应当是全球制度对待它们的方式。毋庸置疑，全球制度和政策的制定权几乎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因此全球制度正义的产生和制定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更倾向于发达国家及其公民利益的，以至于无法保障甚至损害落后国家的合法权益，也就使得落后国家中的贫困程度日益加深，贫困人口的数量日益增多。这种制度的不正义性，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自登上历史舞台伊始，在其快速发展的几百年历程中一直以来都是按照“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原则自主地展开自己的实践逻辑，并且声称自己掌握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真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拥护者都希望按照合乎资本主义制度正义的方式建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因此，许多处理国家利益的制度规则比如贸易条约、农业补助和反倾销法等等，在制定的过程中就直接倾向于强权国家或者富裕国家，明显不利于贫困国家及其贫困人口的发展。而这些富裕和强权国家在历史上早已通过杀戮和殖民等非正义手段掠夺贫困国家的财富，实现自身的原始积累。
第二，所谓的全球性制度秩序，从根本上是富裕国家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它侵犯的是贫穷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甚至是贫困国家的人应对这种贫富分化的能力，导致贫困国家及其人民无法阻止这种不正义制度秩序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侵害。从全球不正义问题的制度根源来看，当前国际政治秩序被一些富裕国家主宰，这些强权国家凭借资本特权将其渗透到政治和军事等领域以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贫困国家自身主体力量弱小，无法摆脱富裕国家的霸权逻辑，从而通过依附于强权国家而获得生存。虽然富裕国家也会对贫困国家实行经济援助，但其实质上不过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全球化表达，是以帮扶之名来控制贫困国家发展的强权逻辑。如果对富裕国家的强权逻辑不加以遏制而使其基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全球化实践的话，只会导致贫困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受到伤害。简言之，针对现有秩序，富裕国家作为这种制度秩序的制定者和支持者，是这种不正义现象的制造者和维系者，贫困国家往往别无选择，以至于不得不成为这一不正义制度秩序中被宰制的一方。
第三，不正义的全球制度性秩序从根本上伤害了人权。这里的人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权利，而是博格主张的社会和经济权利。西方国家建立的所谓的民主制度往往保障的是自己国家内部少数人的权利，在全球范围内往往基于一种程序正义强调政治权利而忽视穷人的经济权利。因此，博格主张制度型人权，即全球政治经济制度性秩序应当保障穷人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即通过分配将社会财富分配到需要者手中。这也意味着要将每一个人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置于终极的道德坐标上，实行一种基于个体差异性需求的彻底平等主义。但是，资源的有限性对庞大的贫困人群数量而言，这种彻底的平等主义是难以实现的。
…………
全人类共同体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原则的现代化、时代化的表达，是基于新全球化时代的当代实践而生成的全球性价值共识。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的理论坚持，更是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上对“世界怎么了”、“世界会好吗”的实践回答。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世界历史的科学把握不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依据，更为建构公平正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现实指引。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全球化实践展开的理想和现实的双重逻辑最终落脚为对全球性问题的制度关切，而不是仅仅囿于理性思辨的一种道义上的价值关切。以2020年突然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关切，认为疫情关乎全人类的生命健康与生存境况，只有世界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共同合作、守望互助才能克服疫情。面对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情况，中国始终奋战在防控第一线，一次又一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如果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建构公平正义的全球秩序提供了价值引领，那么以人为根本的全球正义制度的建立是保障全球秩序正义的现实逻辑。因此，对全人类命运尤其是贫困人口命运的终极关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寻找方案。
首先，全球正义的实现要以人为本，要充分考虑到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能够真正为他们带来发展能力、带来福祉。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际上就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旨在建构关注所有国家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正义原则，但必须通过社会结构的改变来提升贫困主体的能力。诚如马克思所说：“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因此，狭隘地将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理解为贫困国家收入的减少，以及试图通过加大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入来消除贫困的做法是对“目的和手段的混淆”。因此，从解决全球财富分配不均的视角出发，只有提升贫困国家或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源上克服贫困。因此，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方案，实质上就是为了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互联互通、平等对话、相互协商的基础上深度合作，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发展，为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提供发展的机会，提升他们发展的能力，从根源上解决贫困财富分配不均的正义问题，“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同时，如阿马蒂亚·森所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的制度正义方案“建立了一种重要的间接联系，通过这种联系，提高能力直接和间接地有助于丰富人类生活，使人类的贫困现象更加少见、更不严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人道主义援助的放弃，比如，中国对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不仅仅在物质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技术、智力和人力资源支持等方面。
其次，全球正义的实现需要改变不正义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秩序。相互尊重、共享共建、公平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全球正义提供的中国智慧。实现全球正义不是一国一地的事情，试图局限于“一国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正义来实现全球正义，最终会陷于困境。这种制度方案没有考虑富有国家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对落后国家所犯下的罪恶，及其所背负的历史债务，试图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公平正义来掩盖全球经济制度的不平等，显然是不可能的。在现实生活中，全球分配不正义问题的产生主要来自于不公正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秩序。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种文化、规则、组织和制度等共同组成了一个全球制度体系。显而易见，在强权和富裕国家主导下形成的全球制度体系，不仅不能保障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的权利，而且会影响到他们的发展，加深对他们的伤害，最终削弱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成效。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全球制度体系，那么就难以保障国际交往行为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即便是一些贫困国家或者人口通过人道主义援助暂时获得了经济援助，但是由于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不平等，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资源和发展机会仍然非常有限，全球分配正义问题依然严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打破不公平的全球制度秩序，将公平、正义纳入对全球制度秩序的思考之中，重新评估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制度，构建公平正义的全球制度秩序，让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体都拥有平等发展的机会，能够共享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无疑为实现全球分配正义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机制。
最后，全球正义的实现在于消灭私有制。全球财富分配不均的实质在根源上是生产方式的不正义。生产资料在国家内部不同群体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占有，决定了分配的非正义性。在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的前提下，随着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就越生产自身的贫穷。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逻辑对生产的宰制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新的不平等问题。这种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平等带来的不仅是劳动者本质的进一步异化，而且创造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更加深刻的不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因此，消灭全球贫困，必须深入到生产方式领域，制定消除剥削的法律措施，比如改善劳动关系、制定社会福利制度、实施最低工资方案、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等。这些法律措施虽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但无法从根源上保证全球分配正义的实现。显然，“为了共同的利益……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只有通过推翻私有制，才能除掉束缚在贫困国家上的贫困锁链而获得整个世界。此时，“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
总之，人类自诞生以来，尤其是在结束了原始平等状态，进入不平等状态以来，便历经千辛万苦，化解和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正义难题。在对正义难题一次又一次的化解和克服中，制度无疑是关键的要素。社会制度也在人类解答和克服不同时代正义难题的实践中几经更迭，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将正义作为合法性根据。历史证明，人类有足够的智慧转危为安，同时，也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面临新的正义难题。对于当前人类的发展水平来说，全球正义就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最大的正义难题。可以说，如何解决这一正义难题，不仅是对“这个世界怎么了”的追问，更是对应当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追问，在深层逻辑上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品质和实践品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之时就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正义原则而存在的，而在于它用正义行动为实现全球正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制度正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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