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繁荣兴起，许多“假先知”预言民族国家会走向消亡。他们声称，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推动下，资本、劳动力特别是信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民族国家控制跨境流动的努力被视为倒行逆施、注定失败之举。专家们预测，随着治理架构从垂直化官僚体系向扁平化自治组织转变，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控制的必要性将被消解。
然而事实证明，民族国家的生命力远比预测的更持久。尽管技术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有形和无形资产的跨境流动，但国家还是能够提供某些独特的服务。例如，民族国家不仅拥有行使“公权垄断”的权利，能够在其领土上强力推动制度的执行，也拥有足够资源来提供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产品”，即那些私人市场不会生产、不仅用于满足个别人需求的产品。此外，世界并不是“扁平的”，国家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紧密相关，比如收入、健康、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及其他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我们还要意识到，除了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危害”也会接踵而来，比如全球性疾病、恐怖主义以及争夺资源的政治斗争，如果不加控制，很容易在全球蔓延。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民族国家的存在仍然是必要的。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事物都能无缝地跨越国界——国家可以持续征收关税，补贴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家龙头企业”；限制移民流动；控制信息和思想的获取渠道，尽管对思想的控制会更困难。从理论上来说，任何违背全球化内在规定性的事物都会被全球化抑制，从而使全球化成为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系统。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考虑到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两种力量的对抗。
然而，正如卡罗琳·瓦格纳（Caroline Wagner）在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国际流动确实在某些领域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挑战，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其中之一。与技术不同，许多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这是因为，很难将个人排除在集体利益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研究只有在自由开放的交流氛围中才能得以发展。新型无形学院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展现了当前科学合作的国际化程度。即使富裕国家仍然是科研资金的最主要来源，但这种由国家资助的研究，如今只能被视为一种横向社会合作过程带来的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和成果，远远超出了任何对国家疆域或管辖权的考虑。
也正因如此，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网络分析理论（the theory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nd network analysis）对理解科学演变至关重要。像其他社会系统一样，现代科学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高度社会化过程，因此，它不能够由政府按照等级划分来规划。正如瓦格纳所说，研究者因彼此工作的互补性而相互吸引，这是无形学院的突现特征。也就是说，自组织系统会通过个体之间非计划性的互动变得极其复杂，就像生态系统一样，其最终的结果会远远大于其各部分的总和。因此，这种分布将是非正态、无标度并遵循幂律规则的。换言之，我们很难事先预测科学发现将在哪一个节点处出现，也很难事先预测不同研究人员会如何产生链接。因此，基于现代科学系统的种种特性，“弱联系”“小世界”和“节点”是理解当下科学发现进展最有用的术语。
有鉴于此，瓦格纳指出了以下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现代科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在全球范围产生新兴社会的过程，且政府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尽管如此，资助现代科学的重担仍然落在了各个民族国家的纳税人身上。同时，政府继续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思考如何推动科学研究取得进展，如法国、日本或美国的科学规划，都是旨在用科学创新造福自己的国家。事实上，国家资助科学事业的动力，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以科学巩固国防的目的。
然而，尽管科学发展和国家福祉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科学的发展仍然依赖一种无国界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知识不再是某一国家的私有物品，而是作为一种全球的公共物品，涌向那些能够最大限度打破国家壁垒的人手中。与此同时，尽管加入现代科学的网络世界无疑对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有益的，但由于缺乏资金和人力资本，这些国家往往无法有效利用现有的科学资源。那么，科学全球化的机遇与这些国家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该如何调和呢？
本书认为，认识到科学活动的内在属性、网络化特征和国际化程度，是实现无国界科学研究发展的第一步。富裕国家的政府和纳税人必须认识到，科学研究是一件具有广泛外部性的事情。也就是说，科研的确可以将本求利，但这往往并不是计划性投资的直接结果。实际上，我们必须对不同的科学领域区别对待。有些领域，例如高能物理学，需要大量的、固定的、密集的投资，这就需要公开合作进行集中投资，避免重复劳动。在其他领域，例如农业研究，依赖于大量不同的研究地点，需要分散式的投资。特别要说明的是，发展中国家要避免简单复制发达国家20世纪的国家科学体系，而是要利用当前科学体系的开放性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一席之地。
显然，治理机制必须不断发展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过去的国家监管模式，是由各国政府分别建立分级监管机构，国际合作通过国家监管机构协商建立的正式条约组织进行。显然，这种过时的国家监管模式必然将让位于更灵活的治理和跨境合作模式。由中层政府组织的非正式合作是这种灵活性的重要体现，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称之为“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AnneMarie Slaughter， “Global Government Network， Global Information Agencies， and Disaggregated Democracy，” Public Law Working Paper (Harvard Law School， 2001).。其中一些国际合作的形式，是由非政府组织（NGO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和利益相关者建立并由它们直接参与监管过程。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形式，则涉及企业、非政府组织、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出于对有效性和决策速度的追求，这些新的治理和国际合作模式似乎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它们规避了正式的民主问责制机制，而选择了问责程度较轻、有时透明度也较低的管理机制。但是，如果治理模式要跟上社会进程的发展速度，这似乎也是必要的。以上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
从更长时间来看，科学的国际化将继续给合作带来其他类型的挑战。科学研究不仅会产生公共产品，还会产生公共威胁。比如，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制造成本降低而变得更加致命和危险的生物制剂，以及人类利用科学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不同形式的环境损害。这些情况都使得建立国家控制的制度变得必要，就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那样。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国际化和网络化特征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其也会不可避免地被滥用。
不过，在真正理解上述这些现象的本质之前，我们是无法着手应对科学进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对此，《新型无形学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这部作品不仅令读者加深了对科学现象本质的认识，并且，将科学政策讨论的话语体系，引向体现21世纪世界新特征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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