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稿草成于2022年末。三年疫情的最后一年，大部分时候除了宅家无处可去，心绪最为不宁，这倒催生了尽快完成书稿的急迫心情。毕竟，在一个只有不确定感是确定的历史时刻，这是我就职业来说最可做甚至唯一可做的事情。
本书和我之前的研究，形式上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倒不在计划内。我博士论文研究张东荪早年的思想与活动，侧重政治思想，论文写作后期，注意到同光时期对理解现代中国的重要性。2014年初，基本清理了上一阶段的研究工作，又初步体验了当代大学高度绩效化的生活（虽然至今仍谈不上适应），正式开始构思未来的研究。最初的想法比较简单，既然博士论文是借一个典型人物透视时代，实为小题大作，接着就大题大作，以中西之变为背景，向前延伸，整体描绘同光时代的思想。方法似乎也是现成的：梁启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着力推荐的群传法。
真正开始着手，意外随之出现。按照圈定的重点人物名单，逐次开始阅读，但读到郭嵩焘、沈曾植、康有为特别是廖平，无论如何难以深入。名物制度上的困难虽也不小，但尚可克服，真正的问题，是既无法在学界的现有框架中定位其言行，也无法将其与近代的古今中西之变真正有机地关联起来。为求脱困，我转而梳理近代之前的学术思想脉络，以寻找位置感。但不管是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理学与心学的升降，都仍不足以安顿以上诸人所思所行，以及我真正关心的问题。结果，这一背景阅读的时段，不得不一再拉长：最初估计，为定位同光时代，需提前六十年至一百年（即大致到乾嘉汉学时期），了解其历史纵深，但真正着手，就发现必须继续上溯，明清之际，南宋中期（朱熹），中唐，乃至两汉，顺次进入视野。
几年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虽多有一枝一节的收获，也勉强写了几篇论文，但正题仍遥遥无期。至2019年初，再次进退维谷，索性调换正题与背景，放弃描绘同光时代，转而深入近代之前的学术思想世界，直接探讨古今问题。从整体描绘一个时代的思想，到贯通古今，主题自然要收缩。此后两年多，先后尝试了五、六个自忖较有希望的题目，但要么离心力太强，不能聚合；要么太过收拢，不能展开。结果，虽积累了一大堆冗杂散乱的草稿，但专著写作的可能性并未真正出现。直到2021年末，当这项工作进行到接近自我怀疑的时候，本书的主题“天下之极”终于出现——两宋以降，文明中心移向东南，这个一开始并未寄予多大希望的现象，却显现出贯通古今、兼涉中外的学术与思想潜力。
这当然也不纯粹是个人的选择。人只会写他/她愿写又能写的东西，这“愿”与“能”的背后，都有时代的身影。当下的中国，民族国家问题已是第二义，更根本而迫切的，是世界秩序问题。近十多年来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对天下观念的热烈探讨，就是这种历史大势下时代心情的表现。其中颇有主张古代天下秩序自义理即高于西方世界秩序，更良善，也更可欲。这种中西判教意义上的价值翻转，在近代不乏先例，但我对这种论调有些保留。我总觉得，在当下中国，西学已是整体生活方式与思想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离析为他者，既无必要，又无可能，更应机与切身的，并非中西判教，而是在瘟疫已经到来、战争若隐若现的当下，探讨诸文明共存的可能性，以及天下观念实存化的分际与限度。
这或可称之为低调的天下观念，与我得自时代的现实感不无关系。作为在内地县城中长大的八〇后，我的天下感是从大学开始的。2001年，刚入学一礼拜，“九一一”事件发生，年末，中国加入世贸，自居普世的诸文明间的极端对抗，与全球贸易促成普遍和平的愿景，明暗交叠于前。这种矛盾感，又在后来修读一门中国经济转型课程时重新浮现：授课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转学文科的工科生，有一种那个年代常见的文艺情怀，在每一节课PPT的末尾，都附上一两句格言或诗歌。今天还有印象的，是用《安娜·卡列宁娜》开头著名的话，解说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有“幸福的”国家（发达）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国家（发展中）则各有各的不幸。而整个课的最后寄语，则是马修·阿诺德的诗句：“Wandering between two worlds， one dead， the other powerless to be born.”
那时我也还是理科生，不过已准备转学文科。出于兴趣，也为了自证，我囫囵吞枣读了不少近代世界观形成、自然学与人文学关系的书，其中以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印象最深。那时虽已粗略了解柯瓦雷主张“无限宇宙”观念是现代精神危机的根源之一，“封闭世界”（The Closed World）方是存在者的意义之域，但中文“封闭世界”含有贬义（考虑到“极”兼有边界的含义，或许可意译为“有极世界”），潜意识中就武断地反用其义，仿佛自己正从拘于一隅的自然学的封闭世界，奔赴象征着自由与解放的人文学的无限宇宙。
不过，二十年后回看，心情与认识都已不同。今天，我不再有二元对立的幻觉。危机是总体性的，人文学与自然学，都深陷其中，如果有解的话，也必定是一齐解决，并不存在一个对现代危机的单独的人文解决。
当然，个人思想中自然与人文关系的重新安顿，终究是有限的。本书尝试以天地之学为背景探讨天下观念，但写作期间，足不出京甚至不出户，则所述广大的天下，更多是纸上江山。又蜗居巨型城市之中，人造光源如此明亮，令星辰黯淡，抬头望天，只感寂寥疏远。不过，本书写作的动力之一，也正是这一天人、古今的疏离感。
本书除个别段落，均未发表过，闭门造车，出门自然未必合辙，好处是思路一贯，没有隔断。实际写作时间不算长，但前史不短，在长期的思考与探索中，得到了诸多师友的指点和帮助，感念于心，此处不再一一致谢。书稿初成后，请田耕、孙明两兄看过，在完善内容外，也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本书不遵循学科逻辑，也不是常规的跨学科研究，就其立意与性格，若能由三联书店出版，自然是最为理想的。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王婧娅女士的信任与努力，让我和三联的缘分得以继续。
年过四十，难言不惑，唯稍知取舍，最后，感谢所有教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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