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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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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若有天堂，大马士革必在其中，天堂若在天上，大马士革必与之齐名。”这是一座负有盛名的古城，它的过去与当下一样，波澜动荡又充满未知。本书追溯了大马士革悠久、复杂、引人入胜的历史，为我们理解这座古老的城市，以及以其为首都的国度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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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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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自古以来便是中东地区的战略要地，同时又是一座历史悠久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本书追溯了其丰富多彩的历史：从公元前7000年左右建城，先后经历亚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的统治，直到20世纪的各方面冲突。本书基于新的历史资料，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综合视角，揭示了大马士革在该地区漫长历史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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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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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伯恩斯，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牛津大学东方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典史、古代城市史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叙利亚古迹》《阿勒颇：一部历史》等作品。他曾在外交部门工作多年，1980年代中期曾任澳大利亚驻叙利亚大使，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他的作品既体现出学者的扎实与严谨，又融入了多年来的亲身经历与直观感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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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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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大马士革的出现（公元前 9000—前 1100）
第二章 Dimashqu：从亚兰人到亚述人的大马士革（公元前 1100—前 732）
第三章 更盛大的竞技：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公元前 732—约前 300）
第四章 希腊精神的播种：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公元前 300—前 64）
第五章 向着罗马治下的和平（公元前 64—公元 30）
第六章 罗马大都会（公元 30—268）
第七章 坚守（269—610）
第八章 “别了，叙利亚”（611—661）
第九章 倭马亚王朝（661—750）
第二部分
前言 古代终于何时？
第十章 衰落、混乱与无关紧要（750—1098）
第十一章 伊斯兰复兴（1098—1174）
第十二章 萨拉丁与阿尤布王朝（1174—1250）
第十三章 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5）
第十四章 奥斯曼帝国最初的数百年（1516—1840）
第十五章 改革与重振（1840—1918）
术语和名称汇总表
缩写一览表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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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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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叙利亚人？
罗马时代早期，叙利亚的人口基础没有大的变化。希腊或希腊化的精英仍然位居上层。不过其他人可以有资格获得罗马公民权了。最近的一些研究认为，希腊—罗马或被同化的统治阶层，与基础人口闪米特人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关系。还有一种趋势，可以说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出现一千九百年之前的一种阿拉伯民族主义。虽然这种紧张关系可能确实存在，但弗格斯 · 米勒对公元前 31 年至公元 337 年罗马治下近东的研究显示出一种始终如一的模式，即以亚兰人为主的人口接受希腊化的渐进过程。然而，这个过程也是有局限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出身自当地贵族阶层的叙利亚人在罗马担任政治职务；例如，直到弗拉维王朝时期才有人当上元老院议员。那些最终在公元 2 世纪被吸引到罗马的重要人物，是被废黜的闪米特君主的后代。最近的一位作家提醒道：“在现代背景下，我们强调种族，作为自我认同的主要形式，但我们一定要当心，不要以为这在罗马帝国也同样重要。”同理，认为当时那里就是一片“多元文化”的乐土，也是很不明智的。确实有一个“不同文化互相充实”的过程，而希腊传统只是其中的一种，并不是要毫不留情地统合其他文化。在毗邻沙漠的地区，纳巴泰人或巴尔米拉人等族群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过，行政管理和城市生活的媒介根本上还是希腊语，大多数人即便第一语言不是希腊语，也能够理解这种语言。虽然希腊人民的政治生活可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标志（例如集会、法律的广泛普及，但大马士革的市民可以采纳一种深度希腊化的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的职业生涯中看出。他于公元前 64 年出生在这座城市，他的职业生涯被最近的传记作者视为“罗马强权之下新一代人的代表，能够很轻松地游走于东西方”。尚不清楚他的双亲是否为希腊人，但他曾在亚历山大里亚求学，修读了所有的古典科目。他为克利奥帕特拉效劳，可能是作为她孩子的家庭教师，又在公元前 30 年后转投希律王的宫廷。希律王成了奥古斯都的“东方君主中的首席门客”，并鼓励这位住家知识分子为他的大恩主作传，最好能多说些好话。尼古拉斯搬到罗马去承担这项任务，并留了下来，先是作为希律王的常驻说客，在他的主人于公元前 4 年去世后，又成了一名成功的历史学家。不过，关于他的职业道路，最有趣的地方不仅在于一个受过希腊教育的人可以在大马士革、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和罗马社会之间来去自如，还在于他在自己的家乡城市成了楷模，人们直到 7 世纪还在怀念他。
如果说希腊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在通常情况下都会被希腊化进程糊弄过去，那么南边犹地亚王国的情况则迥然不同，那里的希律王终究还是没能消弭犹太人和罗马人之间的鸿沟。罗马人意识到了希腊人经历过的困难，试图将犹地亚作为特殊情况对待，通过希律王来统治，并以罗马的二级军事单位（而非一个完整的军团）来支持他。约瑟夫斯的著述细节丰富，但往往失之偏颇。我们从中获得了大量证据，但这或许也歪曲了对叙利亚地区这个小小角落的事态的揭示。犹地亚的问题在闪米特世界中并非完全没有代表性，但由于一神论犹太教的明确性，以及犹太人可以利用的详细历史记载，这些问题更加突出。其他的闪米特传统，由于规定和管制不像犹太教那样严格，所以更容易让它们的神被大差不差地同化到希腊—罗马神系中。
帝国早期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放任”的办法，这种尝试在公元 66 年犹地亚犹太人反对罗马统治的第一次大起义后被放弃了。叙利亚行省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爆发。帝国边远角落一个小国的事情，竟然需要罗马全部军事力量的七分之一来控制局势。随后发生的血腥事件，反映了罗马不让东部局势崩溃的决心。由于太过复杂，无法在此详述，但我们不要忘了，这次冲突并不局限于巴勒斯坦。它肯定也在大马士革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因为犹太人组成了这里的一个重要少数民族。约瑟夫斯描述了大马士革人对犹太人社区的屠杀，他们渴望为命丧耶路撒冷的罗马人复仇。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被赶到一个体育场馆（几乎可以肯定是希律王的体育馆，那是希腊生活方式当仁不让的象征，也作审判之用）。他们在那里被秘密屠杀，以防止他们的大马士革妻子（“她们几乎全都醉心于犹太人的信仰”）插手，对这场大屠杀提出抗辩。约瑟夫斯平平淡淡地指出，“虽然（犹太人）有 10 500 人，但对方在一个小时内就把他们全杀光了，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罗马的纯真年代结束了。一个被统治民族的全体起义，结束了托付给小王国管理的省事儿办法。直接管理扩大到叙利亚的更多地方。大约在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攻陷之时，埃米萨可能已经通过萨姆西革剌摩斯王朝的废除而被统合了。一种更加直接的罗马统治形式已经在巴尔米拉确立，当地的寡头们乐于模仿罗马人的特质，同时也保留了他们闪米特传统的内核。公元 1 世纪末，纳巴泰人在当地雄心勃勃，扩张了他们在德卡波利斯的贸易利益，特别是在国王拉贝尔二世（公元 71—106 在位）统治时期，这使罗马的君主们感到有些不安。罗马被纳巴泰人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震撼了，于公元 106 年废除了这个王国，在它的所在地设立了阿拉伯行省。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首府迁至布斯特拉（今布斯拉），比起约旦南部那座难以接近的要塞佩特拉，这里离罗马影响力在当地的重镇大马士革要近得多。
城市与朱庇特神庙
大马士革此时风头正盛，作为罗马的忠实仆从而欣欣向荣。它的城市地位在希腊人时期还只是时有时无，现在却不再是那样了。这座城市早已不再是帝国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里的边陲小镇。对它的管辖很稳固；它的近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匪患和小君主的袭击。城市肥沃的农业基地支撑起了长期的繁荣。和平意味着财富沿着商路向东方和南方流去，因为罗马人对奢侈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东方可以提供这些具有异国风情的奢侈品，来满足罗马越发兼容并蓄的口味。由于贸易急速发展，市民可以考虑在市容建设方面进行新的投机，并使长期提升城市地位的崇拜进一步发扬光大。
虽然大马士革绝非帝国东方的顶级城市，人口远少于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处于第二梯队靠后的位置，排在耶路撒冷、阿帕米亚或提尔之后，然而，罗马人试图推广其统治的优势。就这方面的声望而言，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中心。斯特拉波指出，大马士革曾经是“这一地区对波斯人来说最有名的城市”。他认为，在他的时代（奥古斯都时代），它仍然拥有重要地位。它是最先为将罗马—希腊条理性落实到物质层面而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城市之一。然而，使它跻身于“不虚此行”之列的本钱，是其崇拜的重要性。在书面资料中，这种崇拜吸引人们前往其神庙的力量，往往堪比离此不远的耶路撒冷。在希腊时代的城市中，神庙建筑群曾经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然而，罗马时代大马士革规划的规模更大，神庙会定期吸引大量人群前来参加祭祀活动。天空之神哈达德—拉姆曼更新了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亚兰人时代的传统，变成了大马士革至善至伟的朱庇特（Jupiter optimus maximus Damascenus）。大马士革作为朱庇特之城声名远扬，这一现象传到了遥远的意大利，那里也涌现出了一些有样学样的中心。神庙很快便成为新的同化主义秩序的灯塔。
这个新项目可能由谁授意和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谜，但它必定反映了神庙大祭司和市政当局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有铭文显示，该项目的资金由对神庙宝库的捐赠提供，捐赠由祭司和神庙守护者向当地的商业精英募集，并得到了罗马政府的积极鼓励。铭文显示了罗马人的参与程度，到了公元 2 世纪，许多神庙祭司和宝库官员普遍拥有希腊或罗马名字，而个人捐赠者则更常拥有源自闪米特语的名字。罗斯托夫采夫表示，大马士革与埃米萨、巴尔米拉和埃德萨一样，“仍然是原来的样子，是祭司王的住所：它们从未成为安条克那样的希腊城市”。这可能有些夸张，但神庙建筑群的巨大规模确实表明，在罗马政府的支持下，宗教统治集团在城市事务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我们从最近的研究中得知，这座希腊神庙在公元 1 世纪初、奥古斯都的长期统治即将结束之时被改造过，彼时的基督还很年轻。两个同心长方形庭院的体系正是在这时开工的。内部的圣域可能直到奥古斯都的统治结束（公元 14 年）后不久才完成，这也是西北塔楼完工的年代。外部的围场（peribolos），以及与它相连的集市，可能直到公元 1 世纪中期才完成。因为一篇铭文透露出，它是随着资金的筹集分阶段建造的，而筹集资金则可能是通过它的商业活动完成的。东边的外部入口（propylaeum）也是直到那时才加建的。外部围场还发现了另外的祭坛、宴会厅和神龛的遗迹，这些都是由个人分别出资的。2 世纪末的塞普蒂米乌斯 · 塞维鲁统治时期，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升级改造，可能增加了一些风格更为华丽的装饰。
在审视朱庇特神庙建筑群全部的发展过程之前，还有一件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要做，那就是看看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神庙的形态是如何通过研究者的工作化为明朗的。因为对于如何解读倭马亚清真寺及其周围留存的遗迹这一问题，他们的推论颇具洞见。欧洲读者初次见到这个神庙建筑群，是在 1745 年于伦敦出版的理查德·波科克的《东方纪事》中。波科克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名神职人员，还是一名热情洋溢的旅行者，博闻多识的“旅行作家”传统最早的真正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叙利亚广泛游历，出版了三卷充满地形或历史细节的纪事，并且艺高人胆大地超越了那些精心编造的传说和民间故事。他的清真寺设计方案图解首次将求知精神应用于肉眼可见的遗迹。他所绘制的设计图试图解释圣域外为何还留有相当数量的柱子，而外部围场的柱廊和拱廊的遗迹都已经消失了。在波科克看来，拜占庭时代的教堂作为清真寺的礼拜大厅幸存了下来，并被五座有柱廊的建筑所包围，他对此进行了天马行空的描述。这种关于教堂被直接改造成清真寺的假想是一条错误线索，又过了两个世纪才得到纠正。
19 世纪末，随着大马士革向西方游客进一步开放，人们的好奇心越来越集中在罗马神庙的遗迹上。（1860 年，非穆斯林游客首次被允许进入清真寺。）眼尖的旅行者们发现，在奥斯曼时代的大马士革没那么结实的房屋之间，仍有一些残存的柱子或出入口。勤勉的爱尔兰传教士乔赛亚斯·波特在他的《大马士革的五年》（1855）中，首次尝试绘制严格遵照事实的平面图，并描述了清真寺北面和东面不少于 40 根残存的柱子或柱子残片。第一批真正的专家之一阿奇博尔德·坎贝尔·迪基，在 1896 年被巴勒斯坦勘探基金会指派来报告他对罗马神庙的推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对 1893 年大火后清真寺命运的关注。20 R.菲内·施皮尔斯在 1868 年参观了大马士革，并绘制了详细的图纸。他发表在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会刊上的一篇文章是最全面的考察之一。
然而，J.E.哈瑙尔对这座城市的辛勤研究和深厚学识，首次在将神庙与更广义的古典城市规划相关联这件事情上取得了突破。在 1911 年至 1912 年为《巴勒斯坦勘探基金会季刊》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他观察到，在通往神庙东门的那条街上，每隔一段固定的距离，就有曾经壮观的柱廊遗迹。在只露出半截的东侧外部入口的北面，他也注意到了东墙的一块残片，以及围场内侧的柱廊，当时被侵占了这里的房屋遮住了。凭借这些线索，他精确地复原了神庙外部建筑群的形态，以及从东边过来的那条壮丽的游行大道。
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最终成就了德国人武尔青格和瓦青格团队的研究，他们于 1915 年受土耳其政府委托，负责记录这座城市古代和阿拉伯时代的遗迹。在讲到希腊人时代的这座城市时，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两位德国研究者的工作。他们进一步研究了神庙围场的形迹。他们的复原成果证实了圣域周围空间很大的说法，不过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他们走上了基于薄弱证据异想天开的歧途。法国研究者勒内·迪索和让·索瓦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进行了更加严密的详查，但之前的所有研究现在都已被塔拉勒· 阿基利对该建筑结构的权威考察所淘汰。
从当今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理解，怎能把如此巨大的开支拨给崇拜中心。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在叙利亚南部和犹地亚，帝国早期对不朽的热望，某种程度上是由大希律王（卒于公元前 4 年）的建筑计划刺激的。在希律王的项目中，最壮观的当数抱着万古长存的打算在耶路撒冷重建大圣殿的计划（始于公元前 20 年）。（巨大的规模和场地的难题也带来了自身的问题，圣殿在希律王孙辈的时代仍未完成。）耶路撒冷圣殿完工后不久就被摧毁了，这使它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cause célèbre）；相比之下，大马士革的神庙至少部分得以幸存。
与耶路撒冷圣殿建筑群一样，大马士革神庙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旨在吸引最多游客的项目乃是常态。繁荣和安全激励着人们周游崇拜中心，宣传这些旧貌换新颜的亚兰—腓尼基神灵。尽管如此，与城市人口的规模相比，大马士革神庙和耶路撒冷圣殿的规模之大，也着实不同凡响。大马士革的神庙建筑群包括围场在内，面积超过 11.7万平方米。这比耶路撒冷大圣殿的平台（14 万平方米）小了不到 20%，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单神庙建筑群。虽然游客至今仍可将耶路撒冷的广场尽收眼底，但大马士革神庙围场的外围后来已经被拜占庭和阿拉伯时期的城市改造所吞噬。那是一个城市崇拜的伟大时代：赫利俄斯（巴勒贝克和埃米萨）、梅尔卡特（提尔）、巴力（比布鲁斯）、阿塔伽提斯（曼比季）、巴力沙明（西阿）。对于宗教朝圣在罗马东部的重要性，我们的理解尚处于探索阶段。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是，这类中心在叙利亚的许多地方大量出现，往往建立在前古典时期的“邱坛”崇拜传统之上。
在帝国晚期的大型公共工程之前，论规模，朱庇特神庙超过了罗马人在自己的首都建造的任何东西。它可能也远胜于叙利亚行省最初的首府（metropolis，意为“母城”）安条克的任何大型宗教建筑。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在细节上为这一论断辩护，因为罗马时代安条克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无迹可寻。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奥龙特斯河的改道因地震的影响而加剧，以至于除了街道布局的一些粗略迹象之外，我们并没有罗马时代安条克的实物证据。帝国东方的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也几乎没有罗马时代的遗迹保存下来。因此，只能由大马士革、阿帕米亚、安曼或巴尔米拉等次级地方城市来展示它们在罗马庇护下借以树立地位的宏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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