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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社会历史学者潘翎代表作，以文艺著述与文人生活为线索，讲述明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爱情在中国的发展史。在爱成为一个词条之前，中国人是怎样界定情感的？从未发之“情”到爱的疾呼，讲述张爱玲、徐志摩、郁达夫、丁玲等中国文人的爱情实践。潘翎是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早期历史文化的重要社会历史学者，她洞察到潜藏的私人情感与动荡历史的意涵，本书丰富详实、扣人心弦地呈现了第一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作家如何发现浪漫爱的乐趣与痛苦。 编辑推荐 很多人以为“爱”是天然存在的，而浪漫爱是一种最普遍、最典型的人性特质。这种观点假定了爱情有着超越语言与文化壁垒的普遍意涵。然而，它真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永恒吗？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作家就宣称他们从未了解西方现代标准下的爱情，关于浪漫爱是否由欧洲人发明并独属于西方的争论也经久不息。时至今日，我们对爱情的一般性认识究竟从何而来？本书借助文学、历史、哲学、传记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展现了“爱”的概念如何在反对包办婚姻与纳妾制的独立自主选择、一夫一妻制与西方的浪漫爱典范中逐渐转变。 內容簡介： 本书以文艺著述与文人生活为线索，讲述明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爱情在中国的发展史。书名灵感来自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五四遗事》，作者从《牡丹亭》、艾伦·凯、厨川白村等作家作品中汲取养分，在民国名士身上寻找爱情的踪影。继上海书写与海外华人叙史之后，潘翎将视线投射到二十世纪中国爱情观的演变之上，探索中国传统中的“情”如何与西方浪漫爱交汇融合，揭开新式恋爱的洋洋大观。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潘翎（Lynn Pan，1945—2024），出生于上海，后随父母移居香港。1963年取得伦敦大学学士学位，1964年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心理学。曾任职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剑桥大学，1970年代初开始写作。她的作品多偏重中国社会的人事物景，尤其侧重于讲述上海和海外华人的故事。曾主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上海沧桑一百年》，个人作品包括《炎黄子孙——海外华人的故事》、Old Shanghai: Gangsters in Paradise等。1991年获马丁·路德·金纪念奖。 译者简介： 宋菁，翻译学博士，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英国萨里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目錄： 致 谢 第一章 爱的前菜 第二章 孔子与弗洛伊德 第三章 爱情与西方世界 第四章 关键词 第五章 两部爱之杰作 第六章 茶花女 第七章 《迦茵小传》与浪漫主义小说 第八章 爱语 第九章 两种逃避的方式 第十章 浮士德、维特和莎乐美 第十一章 艾伦·凯 第十二章 独一无二 第十三章 寻找爱情：郁达夫 第十四章 高举爱情旗帜：徐志摩 第十五章 爱的背叛：张爱玲 第十六章 爱情的凋亡 第十七章 笔落长思 注释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第十五章 爱的背叛：张爱玲 张爱玲在自传体小说《易经》（The Book of Change）中谈道，“爱情是神圣的”是她母亲那一代“在刚发现爱情与西方世界”时的口号。她的母亲黄逸梵出生于1896年，确实是在五四运动对西方正热情高涨之时长大成人的。黄逸梵既是旧时代的淑女，又是五四时代的新女性，“裹着一对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她是中国的娜拉，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她的丈夫。她确实曾经尝试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女儿张爱玲四岁、儿子三岁的时候；第二次几乎是在法律刚通过的情况下，就和丈夫离了婚。 当她丈夫张志沂唯一的妹妹张茂渊（1901—1991）决定去英国学习时，她找到了第一次逃离的机会，黄逸梵主动提出作为监护人陪同她去英国。这对姑嫂成了知心朋友，一起在英国游玩；她们还一起去法国阿尔卑斯山滑雪，尽管黄逸梵还裹着小脚。这两位中国新女性走得很远—不只是空间意义上。 如果没有继承财富，获得经济保障，这样的独立自主是不可想象的。黄逸梵出身显赫，祖父是贵族，她的小姑子更是如此。张茂渊的母亲（张爱玲的祖母）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女儿。几乎所有关于19世纪中国历史的教科书都会提到李鸿章。这意味着张爱玲拥有贵族血统，同时她还和邵洵美是远房亲戚，邵洵美的伯父娶了李鸿章的另一个女儿。 两个家族都是高门大户，公认的门当户对。张爱玲的父母在孩提时候就订婚了。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对金童玉女，两人都来自上层阶级，据说她很可爱，而他“很秀气”。然而，这段婚姻如新娘所担心的那样变得不幸，除了吵架，张爱玲记不起父母一起出现的时候。母亲后来鼓起勇气对女儿说：“我常想他要是娶了一个对他很好的人，他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黄逸梵不是这样一个人。她不能容忍他赌博、吸鸦片、嫖娼，而这些都是他那个阶层男人的特权。 实际上，如果张志沂拥有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然而，他是中国人所说的“遗少”，是封建帝制的遗产，接受过传统的入仕教育，但在清朝灭亡后，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于是，张志沂就在那里，作为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旧中国的残留物，虽然年轻，却早已过了保质期。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花凋》中暗示，这些遗少中有某种发育不良、停滞不前的东西，她在她的故事中将其比作“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虽然张志沂继承了家族的名望与财富，但他在未来将面临家产减少与省吃俭用的问题。贫困的威胁一直存在，眼看着钱只出不进，想必让人既恐慌又屈辱。张爱玲关于父亲的文字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是：“他这一生做的事，好也罢坏也罢，都只让他更拮据。”他就是那个可悲的“花花公子”，而不是一个“出手阔绰的人”。 张志沂娶了一位姨太太，给她单独安置了一间小公馆，但后来随着手头日益捉襟见肘，他卖掉了那处别院，把她带回家。她只待在自己的卧室里，照堂子的规矩在里间活动。两个烧鸦片的仆人侍候着她和张志沂，端来端去，不久在仆人的房间里就有人低声说，这对夫妻中有一个会打针。这个消息传到了张氏家族其他成员的耳朵里，提到张志沂现在不仅抽大烟、注射吗啡，而且这位姨太太脾气非常暴躁，有一次还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亲戚们谋划一番，当即把她赶出家门。姨太太确实走了，却是在满载了一车张家的家具与银器后才走的。 张志沂自己也很不舒服。头破血流还不算什么，吗啡造成的伤害更大。他差点死于药物过量，打的吗啡够“毒死一匹马了”。就在这时，他的妻子和妹妹回到了中国。他的妻子已经离开四年，如果不是他同意她回家的条件，时间原本会更长。她提出的条件是：第一，她将管理他的房子，照顾孩子，但不与他同床；第二，她可以容忍他到酒楼去，但决不允许他把妓女带回家；她还坚持要让他戒掉吗啡，但等到真正实施起来时，他的戒断反应十分严重，为了把他送进医院，她找来他姐夫的司机和保镖，几乎是把他绑去了医院。 为了重新开始，黄逸梵把家搬到了上海一栋英式的花园洋房里。黄逸梵旅英归来，生活极为西式：花园，宠物狗，书籍，钢琴，到处都是鲜花，圣诞节会放一棵布满挂饰和蜡烛的圣诞树。“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她女儿这样写道。她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名字：英格兰。 一切都终止于夫妻在金钱上的争吵，二人抬高的音量和他拍桌的动静把幼时的张爱玲吓坏了。时值1930年，时代变化之下，中国妇女有了提出离婚的权利，而在此之前，她们不具备这方面的任何自由。张爱玲对读者说，离婚是一件“和家里有汽车或出了科学家一样摩登的事情”。的确，随着1929至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的通过，中国成为世界上离婚法最宽松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她听说中国的离婚法律比英国的还进步”，张爱玲这样记述年轻时的自己。她没听错，当时中国的离婚法超越了其效仿的德国和瑞士的离婚法，也超越了同时期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离婚法，除了常规的离婚理由，还规定了“无过错”前提下的双方同意条款。 黄逸梵启程去法国，留下当时10岁的张爱玲，她再一次与母亲分离。但黄逸梵的世界并没有立即消失，因为爱玲每次去姑姑的“立体主义”现代公寓看望她时，都能再次体验那种感觉。她的母亲和张茂渊十分亲密，在她的心目中，妈妈姑姑是一体的。就像她喜欢母亲房子里的一切一样，在她看来，姑姑的公寓里也拥有她认为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 姑姑的房子与父亲的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亲的房间里是“永恒的午后”，阳光迷蒙，鸦片烟雾弥漫。爱玲知道他很孤独，他正是在孤独时才会对她温暖起来。至于她，她觉得父亲很可怜，有时甚至可笑。他再婚时，她参加了他的婚礼。他显得既难堪又尴尬，非要在所有人面前举办一场“又是伴娘又是婚戒的，只少了一顶高帽子”的欧式婚礼，这在她看来很可笑。 娶一位同样嗜毒成瘾的新妻子，意味着张志沂永远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积习，也不可能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深吸一口大烟，夫妻二人一起进入一种空虚而满足的梦幻状态。日子一天天过去，鸦片的价格不断攀升，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钱也在烟雾中化为乌有。但他们这个阶层禁止谈钱—他们把这个问题留给新富们，所以他们会绕着这个词打转，而绝口不提这个词。 她知道父亲生活在财政压力的恐惧中，十七岁的张爱玲在提出去英国学习的问题时，既紧张又害怕遭到拒绝。她的母亲已经决定让她到伦敦大学攻读学位，甚至将这件事写进了离婚合同，到时候将由父亲支付学费。现在被要求履行诺言，她的父亲觉得受到了侮辱。女儿可能会成为这位受过外国教育的母亲的翻版，这让他很生气，更不愿出这笔钱。他的第二任妻子语气尖刻地补充道：“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在某个被轰炸的一天，张志沂受到了敌意和暴力的折磨。他的仇恨与日俱增：黄逸梵刚刚回到上海，而张爱玲举止上的变化显示了她更愿意和母亲在一起，她已经去母亲和姑姑合住的公寓过夜了。她的继母借口张爱玲没有征得自己的同意就去姑姑家过夜，对自己不敬，找碴儿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于是张爱玲也只好还击。 “她打我！她打我！”继母尖叫着跑上楼去找张志沂。“你打人我就打你！”她丈夫一边喊一边扑向女儿。她的头在扇打之下左右偏转，她踉踉跄跄地倒在地板上，拳头和巴掌如雨点般落下。当仆人们终于让他平静下来后，她跑到浴室检查她的瘀伤，擦干眼泪。但是张志沂仍不解气，再次闯进张爱玲的房间，朝她扔了一个花瓶。花瓶嗖的一声从她耳边飞过，离她的头只有几英寸远，在地板上摔成了碎片。 如今什么也平复不了张志沂的心情，他妹妹更不可能。张茂渊第二天前来斡旋，他用鸦片烟斗打她，眼镜都打碎了，张茂渊不得不去医院接受治疗。家丑不可外扬，这场风波并没有诉诸警察。张爱玲的父亲几乎等于把女儿监禁起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觉得自己几个星期就老了好几岁。她只想着逃跑—可是，守夜人听从她父亲吩咐，怎么能放她出来呢？与此同时，日军的进攻毫不留情。飞机从头顶飞过，她在阳台上看着，推测是敌机。她祈祷，要是他们投下一颗炸弹，引发大火，造成足够剧烈的破坏，让她逃出来就好了；或者如果这个要求太高的话，她希望他们击中房子和里面的每个人。除了望天，她只能看见前院的景色。一棵高大的玉兰树开出极大的花，她想，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 她患痢疾病倒，父亲又不给她吃药，此时她如堕深渊，濒临死亡，她模糊地感到时间在流逝，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年，在哪个朝代。然而，她聆听着大门的每一次打开或关闭，听着生锈的门闩被拉开时发出的吱吱声，听着铰链取下铁门打开发出的铿锵声，甚至在梦里也能听到这些声音。六个月的监禁足以养精蓄锐，张爱玲计划在大门看守换岗的时候逃走。她溜出房间，走进夜色中。她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着，紧紧地抱着墙，一直走到门口，打开了门闩。在外面，在街上，一旦她拐过弯，她就会跑向有轨电车车站。但就在这时，一辆黄包车出现了，载着她从父亲的房子前往母亲的公寓，她“任喜悦像逃窜的牛一样咚咚地撞击”。 父亲已经和她断绝了关系，母亲将不得不资助她在伦敦大学的学习，她现在已经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张爱玲的亏欠感使她与母亲的关系更加复杂—她与这位美丽、迷人、西化的女人很少见面，似乎只有后者在浴室镜子前梳妆打扮或收拾箱子准备离开时才会看到她。 张爱玲很快意识到，她母亲不愿待在上海的其中一条原因，就是要和她所爱的男人分开。他显然不是中国人，而是她在国外认识的人。“中国人不懂恋爱”是她母亲常说的话，张爱玲曾在公开场合多次引用这句话，以及母亲随之附上的一句：“所以有人说爱过外国人就不会再爱中国人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张爱玲的英格兰之行泡汤了，于是她转到了香港大学，她的学业成绩十分优异，获得了两项奖学金。三年后，日军占领香港，她的学业因为英国殖民政府投降日本而中断。1942年她回到上海，在那里，几乎一夜之间，她发表的故事使她成为文坛新星。媒体小报开始报道她的八卦，而她另一个重要的成名标志则是一个记者根据他看到的她的照片，把她的长相（尤其是发型）与好莱坞明星洛丽泰·扬（Loretta Young）作比较。他写道：“且看照片，密司张的样子倒蛮漂亮……有些像洛丽泰扬，好在‘东方的洛丽泰扬’没有，密司张可以占领这个头衔。” 她出版的小说、新闻报道、电影剧本、信件、自传和半自传作品，以及根据她的故事改编的电影，得到了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她受到了全国各地和其他华语世界读者的狂热推崇。然而，我关注的不是文学，而是爱情，包括书写爱情的作家和那位恋爱中的女性。二者不可分割，就像真实的自我和自传的自我一样。我不知道她自己在写作和改写那三部死后才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时是否能区分虚构和现实，包括英文的《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易经》和中文的《小团圆》。 23岁的张爱玲出生于五四运动一年以后，她可以在1934年以一种历史的后见之明来总结这场运动，把它描述为一段“浮面的清明”时期，这并不完全公正。她在一本英文杂志《二十世纪》（XXth Century）上写道： 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当然，张爱玲所说的“纯粹的精神恋爱”是指被她的前辈们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为“精神的”“柏拉图式”或与“灵魂”有关的那种爱。它与同样从西方传入的观念相配，那就是爱情是“神圣的”（借用本章开头所引的那句张爱玲原话）。她认为它在中国的移植并不成功，而且她从母亲那里得知，人们错误地把“自由恋爱”理解为性自由。她自己说，“我们中国人至今不大恋爱，连爱情小说也往往不是讲谈恋爱”（见第1章），听起来像是她母亲那句“中国人不懂恋爱”的变形。但张爱玲并没有因此得出她母亲的结论，即西方男人比中国男人更好。即便如此，毫无疑问，张爱玲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爱情和爱情故事的。 不管有多爱，都不要上床，这是她母亲反复告诫她的。张爱玲想，她母亲也太“道德”了，不在离婚前和任何一个她爱的男人上床，那她父亲也不太可能被戴过绿帽子。张爱玲的母亲不断强调，无论与男人多么相爱，都不应该发生性关系—“只要不越界，尽管去恋爱；一旦发生了肉体关系，那就全完了。”直到很多年后，张爱玲才知道她母亲“越界”过很多次。年轻的张爱玲声称，她不会受母亲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所做的一连串事情困扰。毕竟，张爱玲读过乔治·伯纳德·萧伯纳（他反对婚姻制度）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自由爱情的倡导者）的书。不，她讨厌的是她母亲对待那些追求她的男人的行为方式。 “困扰”张爱玲的是，使她母亲高兴的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廉价的裙子”，接到英国或法国男朋友打来的电话，“她的声音会变得安静甜美”，呼吸急促，发出“少女般的窃笑”。女人就那么低贱吗？黄逸梵的羞怯让张爱玲觉得很不对劲，无论是以新的标准还是旧的标准：一方面，这不是一个获得解放的女人对男性喜好的回应；另一方面，在那些传统的圈子里，一个女人仅仅意识到别人的注意就进行庸俗的调情，这会被认为是非常低级的表现。 她的母亲要求将爱和欲望分开，但我怀疑张爱玲是否将黄逸梵说过一遍又一遍的这些话放在心上：爱和身体是两回事，肉体的关系毁了一切。 甚至在她的虚构作品中，张爱玲也避免善与恶的绝对区分以及灵与肉的绝对冲突。 张爱玲在十五六岁时就读过萧伯纳的所有戏剧序言，尽管后来她发现萧伯纳的一些观点幼稚可笑，但她仍然受到他的影响，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侵犯的—她用“没有圣牛这样东西”来形容爱情、性和婚姻。在成年后的张爱玲看来，性压抑会给一个女人带来可怕的后果，尤其体现在她最受好评的中篇小说《金锁记》（1943）里怨毒的女主人公曹七巧身上。 一个女人是如何在被断绝了爱情与性满足后变得粗俗、扭曲甚至精神失常的？ 曹七巧出身低微，高攀进了富裕的姜家，但这只是因为她的丈夫是个残疾，需要个妻子来伺候他—否则，丈夫的家人怎么会接受她？她的父亲只是个卖麻油的小贩。她现在觉得自己被困在了“金笼子”里，她的丈夫几乎坐不起来，滑下来时，看上去还没有她三岁的孩子高。所以真是不可思议，她对妯娌们感叹道，他是如何跟她生下两个孩子的。她粗鲁而直率，毫不掩饰对卧病在床的丈夫和他“没有生命的肉体”的憎恶。“你碰过他的肉没有？”她问丈夫的弟弟姜季泽，“就像人的脚有时发麻了，摸上去那感觉”。姜季泽是个挥霍无度的浪荡子，但她暗恋他。在这一段里，她在与他交谈时，把手放在他的腿上，他弯下腰捏她的脚，说“倒要瞧瞧你的脚现在麻不麻”，充满了越轨的情色意味。 她赢得了渴望的权力和金钱。丈夫死后，她分到了家产，搬出了姜家，住进了自己的房子。姜季泽想从她那儿骗取钱财，首先要玩弄她的心弦。他坦白说，这些年来，因为无法拥有她，他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有那么一会儿，她陷入了幻想，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幸福的幻象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她断定他是虚伪的，控制住自己，把他赶走了。 她只剩下鸦片，还有无端的残忍。她利用自己新获得的权力打压他人，让儿子和女儿染上了鸦片瘾，毁掉了女儿嫁人的最后机会。故事接近尾声时，曹七巧半睡半醒地躺在鸦片榻上沉思：30年来，她一直戴着金锁，用它坚硬的边缘砍下了许多人。几十年后，张爱玲写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刀。当不能用在外人身上来养肥他的家人时，他就用在自己家人身上。”她写下这些冰冷的文字时，心里想的是父亲，但她不可能没有想到她的继母。十几岁的时候，张爱玲曾发誓要报复继母，因此我们很难抵挡这样的推论：在塑造曹七巧这个令人讨厌的角色时，她做到了。 香港大学的一个同学曾经像女孩们经常谈论的那样问她，世界上是否有爱情这回事。“有。”张爱玲答道。 十几岁时，她就想要那种在电影里看到的爱情。不仅西方电影影响了她，小说也影响了她。她不仅阅读英美作家的作品—有些与中国有关，如约翰·赫西（John Hersey）、斯黛拉·本森（Stella Benson）、赛珍珠和萨默塞特·毛姆，还有许多与中国无关，如托尔斯泰和阿尔道斯·赫胥黎—而且整个《纽约客》都是她想象的源泉。她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跨文化的联想，我不认为她可以讲得出自己所表达的关于爱情的观点是不是来自她的阅读、观察或经验。 她在23岁以前没有什么经验。有一次，她买完东西回到姑姑的公寓，感到一时空虚：“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 二十三岁时，她经历了初恋。她根据情人胡兰成（1906—1981）讲述的一个真实故事，写了一篇一页的短文，取名为《爱》。 这篇短文围绕胡兰成的第一任妻子的母亲展开，她是个妾。故事讲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可爱的乡村女孩，在一个春天的晚上，手扶着桃树。一个她从未打过招呼、但住在对门的年轻人走上前来，轻声说：“噢，你也在这里吗？”他们站在那里，不说话，然后各走各的路。后来她被拐卖到一个遥远的小镇做妾，然后又被转卖了几次。尽管经历了这一切，那个春天的夜晚，那棵桃树，那个年轻人的记忆在她脑中挥之不去，年老时仍历历在目。 张爱玲在故事结尾的几句话带有一种浪漫的宿命论色彩：“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这几行字指出了爱情的偶然性，这种相遇（于千万年中，数千万人里）是极端不可能的，但也揭示了它发生的必然性—如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也许是命运的。如果那个男孩当时没有不早不晚地遇上她，事情的发展将会多么的不同，女孩的记忆将会失掉多少意涵。 爱情就像一个人在蜿蜒的山路上看到的突然而短暂的风景。对张爱玲来说，这既不是需要，也不是占有，更不是以任何婚姻或经济支持的保证为条件—这里她打破了那个时代的常规看法。她在《易经》中说：“在她看来，唯一真正的爱情是那种没有结果的爱情，不以结婚和一生的支持为目标，不要求任何东西，甚至不需要陪伴。”这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观点。 她的爱情观也很夸张。有一次，有人批评她写的是男女关系，而不是战争和革命等更重大的主题，她辩护道：“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在情感方面，她接着说，战争、革命同爱情是相似的，它们应该像爱情一样，能够渗透到人整个的生命中，不受任何限制。一次，有人问她如果要写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戏剧，她会如何表达。她回答说：“需要激情的爱，不要平凡的，公式化的爱。” 五四运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张爱玲最受追捧的小说中，男人被认为是追求“精神恋爱”而不是肉体之爱的人，因为他似乎对与心上人的交谈更感兴趣，而不意于骗她上床。这对男女是《倾城之恋》（1943）中的人物，我将会详细讨论这部中篇小说，因为它是一面镜子，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眼中，爱情的倒影不尽相同。 这部被改编成电影、戏剧和电视剧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在于，上海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得到了她的男人，而张爱玲的小说中的女性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她们做到了，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可思议的是，白流苏得到了范柳原，因为范柳原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不负责任的男人，他足够富有，很多富家太太争相把女儿介绍给他。然而，白流苏这个外形平平的离婚女人却最终成为范柳原的妻子。为什么？在他们第一次独自外出的晚上，白流苏也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二人只是聊天，开玩笑，甚至互相争吵，她评估了自己和范柳原未来成功的机会： 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的多。 她已经说到点子上了，自己却不知道。他想要的爱人是一个灵魂伴侣。简而言之，他想要的是爱，而且是相互的爱，那种上一代人称之为“灵肉一致”的爱。他当然够“洋”了—事实上是加倍的“洋”，因为他父母是马来西亚华人，而他又在英国长大。如果其他华人觉得他有些奇怪，这是可以料得到的：尽管他认为自己回国后逐渐变得更像中国人了，但他仍然是西化的，因此对他们来说，他就像一个谜。 人们知道他继承了一大笔钱，他们听说或者认定这笔钱支付了他的衣着行头以及中国花花公子惯有的消遣，即嫖娼、赌博和饕餮飨宴，却不明白为什么“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会对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感兴趣，一个28岁的女人对32岁的他来说肯定太老了。白流苏自己也理解不了他：为什么这个所有人都认定如此有吸引力的人，日复一日地带她出去，却连她的手都没碰过？她不停地想，为什么他在她面前如此绅士，他是否戴着面具？直到她判定他追求的是精神之爱才不再疑惑。张爱玲曾在已发表的评论中告诉读者，她的故事是从白流苏的视角写的，因为白流苏从来都不了解范柳原，她作为作者也不需要那么了解他。 自始至终，她追求的都是婚姻。她难以忍受的生活环境要求她这样做。她的父亲把家产都赌光了，她离婚后本想指望得到兄弟们的关照，可兄弟们用她的钱炒股，结果输得一塌糊涂，迫使她不得不依赖家族接济。与此同时，她还得忍受嫂子们的影射、侮辱、蔑视和纯粹的恶意，她们整天喋喋不休地提醒她，她的离婚给她自己和家庭带来的莫大耻辱。如果说在上海，离婚女人的生活是痛苦的，那么对于一个身无分文的离婚女人来说，痛苦是双倍的。白流苏希望再婚，既是为了获救，也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承诺。然而她并不卑微，恰恰相反：在张爱玲的笔下，白流苏令人敬畏，她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却能说会道。 家里的一位朋友徐太太主动提出充当中间人，邀请她去香港，在那里她将与范柳原相遇。白流苏相貌可人（的确“美得不近情理”），她也很快就知道，她正是他喜欢的类型。范是个陈腐的男子，但也是个现代的西式华人，希望他的女人是个地道的中国人。白流苏低着头，只穿了一件老式的旗袍，看起来不够现代，不像上海人，甚至不像这个世界的人，但就他而言，这还不错。两人住在香港的同一家酒店，每天都见面。她意识到这是一种求爱，但令她惊讶的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性要求。 一天晚上，事情出现了转机。电话铃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她把电话放在耳边，惊讶地听到他说：“我爱你。”说完，他就挂了电话。他已经表白了，现在要求她对他说。安静了不到一分钟，电话又响了，这次他说：“我忘了问你一声，你爱我么？” 她咳嗽了一声，回答道：“你早该知道了，我为什么上香港来？”她隐瞒或回避了他想要的表白。 是的，他确实知道，她不爱他，只是想嫁给他。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回答道：“我早知道了，可是明摆着的是事实，我就是不肯相信。流苏，你不爱我。” 他是对的，她确实不爱他，不是他这个近似洋人的人所理解的爱。“怎见得我不？”她问道，因为在她看来，她是爱他的—她想嫁给他，不是吗？但他说的不是婚姻，而是爱情，在他的字典中，这两者不是一回事。的确，如果他是张爱玲的话，他可能会说出前述所引的她的言论：“唯一真正的爱情是那种没有结果的爱情，不以结婚和一生的支持为目标，不要求任何东西，甚至不需要陪伴。”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她不爱自己，而是引用了《诗经》中的一首古诗。他认为这首诗很伤感，因为诗中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然而，“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白流苏听了很生气，说：“你干脆说不结婚，不就完了，还得绕着大弯子，什么做不了主？”如果像范柳原这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都不能自己做决定，那么还有谁能呢？ 他对此的反驳是：她不爱他，也是她无法控制的事，这难道不是她做不了主的事实吗？他没有讲明，但他的意思是，爱是一种击中你的东西，不是你可以决定的东西。 任何一个认同“相互间的爱是婚姻的先决条件”观点的人都会为她接下来的话感到震惊。她问：“你若真爱我的话，你还顾得了这些？” 范柳原当然惊呆了，难道要娶一个对他毫不关心、只会对他颐指气使的女人吗？他没有那么傻。再说，“那太不公平了”，对她也不公平，把她绑在一段无爱的婚姻上。但他接着说：“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 她被这些话激怒了，没等他说完，就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相信她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婚姻，也没有听说过艾伦·凯。无爱的婚姻无异于卖淫，这是艾伦·凯的观点，想必大家还记得，五四追随者们对此深信不疑。范柳原并不是真的在说白流苏是这么想的，她只是认为无爱的婚姻没有错，她几乎认可了性与既得利益的交换。 两人经常在一起，酒店里的人都把他们当成了夫妻。当有人称呼她为“范太太”时，他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别枉担了这个虚名！”人们认定他们上过床，她心想，事实并非如此，他还没有得到她。既然还没得到，他可能会以更好的条件回来找她。她决定返回上海，同时一直考虑着不能把自己表现得太廉价。她的亲戚自然把她往最坏处想：一个卖了自己的女人，一个妓女，而且是两次下海做妓女，却似乎没得到过男人的一分钱。 最后，范柳原派人去接她，她第二次去了香港，但没有第一次所憧憬的希望，只有失败的感觉。在旅馆房间里，他吻了她，虽然这是第一次，但对他们来说都不像第一次—两人都曾多次想象过这样的场景，他渴望这样的场景，她担心这样的场景会发生。作者用优美的、视觉化的、感性的文字描绘了这场性爱，就好像她在为电影中的一个场景编写脚本，她用镜子作道具，反射出接吻的情侣，他们燃烧的激情在冰冷的表面上融化。读到作者电影式的演绎，我想起了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中的一段话。在这里，胡兰成吻了张爱玲本人，他事后观察道：“你仿佛很有经验。”她笑着对他说：“电影上看来的。” 白流苏成了范柳原的情妇，或者说“包养的女人”更合适，范把她安置在一所公寓里。接下来，故事戏剧性地展开，张爱玲再也没有比这更出色的叙述了。1941年12月8日，历史以香港保卫战的形式介入。就在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上午，日本军队开始炮击香港，也就是故事标题中的“倾城”。张爱玲本人就在那里，当时一颗炸弹落在她在香港大学的宿舍旁，她撤退了出来，所以她对范柳原和白流苏挣扎于日军围攻下持续18天的机枪扫射和子弹横飞的描述读起来很真实。这场战争使两人只剩彼此。白流苏不再猜疑，范柳原也不再调情。她对他变得亲切，他对她也是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们害怕地蜷缩在一起，他伸手抓住了她的手，在那一瞬间，他们真切地看到了彼此。仅仅是一刹那的澈底的谅解，作者写道，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那晚范柳原给白流苏朗诵的那首诗，其实就是一个伏笔—世间没有必然，人类在“死生契阔”面前不过是一粒微尘。在战争的灾难中，人们失去依托，漂泊不定。张爱玲围困期间在空袭预防中心做志愿者时观察到，人们在焦虑中急于抓住一些坚实的东西时会选择结婚。而这就是范柳原和白流苏正在做的。他的本意是让她成为自己的情妇，但香港的失败使她从被包养的女人一跃成为妻子—事实上，如果这是一场两性之战的话，她赢得了胜利。 但是爱情呢？张爱玲称她的小说是一个爱情故事。她以台下胡琴的哀鸣声作为故事的结尾，就好像这是一个传统说书人的故事。在传统的中国故事中，婚姻才是大团圆结局，而非“真爱”。没有一个中国男主人公会问女主人公爱不爱他。但《倾城之恋》是一部现代爱情小说，因此它有义务以爱的圆满结束，就像作者和读者在上海看到的几十部好莱坞电影一样。所以范柳原在求婚后说：“鬼使神差地，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凭着角色的个性，他不经意地说了这句话。白流苏提醒他：“你早就说过你爱我。”他回答说，那不算，“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即使白流苏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她也没有问出口。我猜，20世纪40年代的读者也不理解他，但他们总能把这归结到范柳原的外国身份上，作者明智而恰当地让他在英国长大。不管作者自己将范柳原的话视作什么意思，它们都使《倾城之恋》成了一个爱情故事—与她说的那些不是爱情故事的中国小说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国的评论家严厉地批评范柳原，认为他是玩弄女主人公的花花公子。比如胡兰成就认为范柳原是一个颓废者。范柳原确实聪明机智，但对胡兰成来说，自己的文化框架和这部小说完全不搭调，范柳原缺乏热情，的确，“他的生命之火是已经熄灭了”。胡兰成说，结婚是需要虔诚的，而范柳原也缺乏虔诚，他之所以不向白流苏献殷勤，是因为他很狡猾。他还缺乏勇气，而结婚是需要勇气的。他还说，范柳原太胆小，意志薄弱。人们把他和白流苏看成是一对夫妻，这使他感到高兴，因为结婚的假象，即使是一种伪装，也弥补了他内心的空虚和厌世，因此他是值得同情的。他在电话里表白，并不是想惹白流苏生气，而是为了抒发自己的苦恼。 胡兰成的观点更多地揭示了他自己，相信也更能反映他所处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男人，而不是范柳原或他的创作者。我不知道中国的评论家们是否认为那通电话的场景值得我在上文大费笔墨，他们大概也不认为缺乏爱情是范柳原不把白流苏当作一个诚实女人的好借口。胡兰成只能得出结论：范柳原想要白流苏做妓女和朋友，而不是妻子。胡兰成这种人也不会想到，范柳原想从白流苏那里得到的可能是无私的爱。 如今，小说童话般的结局给人带来一种熟悉的感觉：中国谚语充满了“患难见真情”一类的说法，所以读者会认为这桩婚姻是一个故事十分自然的收场，就像久经考验的朋友、恋人通过“同甘共苦”“患难之交”而“同心同德”。在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逆境加深了感情，这是中国读者可以认同的；另一方面，如果你一定要称之为真爱，他们在这方面也足够现代了。 奇怪的是，张爱玲用一种以《红楼梦》为代表的18世纪小说的白话风格来写这篇文章和她所有的故事。这是她的标志性特征，完全是她自己的风格，她之所以成为一位非凡的小说作家，是因为她用老式的散文表达了最现代的情感。张爱玲出生很晚，她已经把五四的反传统理念抛诸脑后，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否定文言文来摆明立场。在她的文本中，新旧语言交织碰撞，现代的“我爱你”就是新语言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今天读她的小说时，丝毫不会感到新旧语言之间的错位，这是她写作技巧的明证。然而，我得进入文学批评的范畴才能详细说明这一点，而这不是本章的目的，所以我要说的是，这某种程度上要感谢张爱玲同时生活在她父亲和母亲的世界里，这使得她的写作与传统既连续又断裂。 1943年，23岁的张爱玲坠入爱河。胡兰成是一个比她大14岁的文人。评论家一致对这段恋情表示遗憾，认为他是她不该爱上的男人，好像她能控制自己不坠入爱河似的。原因也很清楚：他是个通敌者，一个汉奸，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也会背叛她。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与日本抗战的后期，东部沿海地区被敌人占领，其余地区也在对抗中撕扯。1940年，卖国贼汪精卫接受了日本的邀请，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府，势力范围遍及上海及周边地区。任何一个哪怕有一点爱国之心的人都会认为傀儡政权是可耻的，但胡兰成毫不犹豫地为之效劳，他有写作天分，因而被任命担任宣传部的一个高级职位，后来又担任宣传部在武汉主办的一家报纸的编辑。在此期间，他一直住在上海，就像连同汪精卫本人在内的其他许多汉奸一样。 在南京的某一天，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他非常欣赏这个作品，甚至想马上见到作者。杂志编辑告诉他，张爱玲不愿见人，但他坚持去往张爱玲和姑姑合住的公寓，塞给她一张纸条。第二天，她到他家来找他，足足待了五个小时才告辞。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话说，不过，大致可以猜测，多半是他在说话。她完全不是他预想的那种人，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瘦弱的姑娘居然是个作家。她看起来很年轻，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虽然她个头比他高，却给人一种还没长大的感觉。 张爱玲被他的长相和聪明才智迷住了—她非常高兴地告诉他，像他这么聪明的人，用上海的老话讲：“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这个能欣赏她作品的人，竟这样走进她的生活，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她惊奇地问他：“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后来，胡兰成写文章速度之快让张爱玲这个慢性子作家心服口服。 对他来说，她能一下子把他所有的先入之见都推翻，这使他感到惊奇。听到她坚定地说“不喜她的父母”时，他感到震惊，就像任何一个在传统环境中长大的中国人一样。她对别人的困境完全置身事外。一个明明如此敏感的人却缺乏同情心，这引起了他的兴趣。按照她听取旁人意见的数量来看，这世上基本也不剩什么人了。他不禁想：她是多么理性啊，像数学一样理性，仿佛感情的纯洁性就是把事情想清楚，直到把所有的个性和任何不可避免的感性反应都考虑在内。 理智上，他承认自己很有竞争力，但也承认失败，后来他坦白自己的写作风格受到了张爱玲的影响。与她对抗时，他反复摸索，想在她严厉的耳朵里敲出正确的音符，却失败了—“丝竹之音亦变为金石之声”。令他惊讶的不仅是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还有她从字里行间解读甚至是最古老的诗歌的奇妙能力。你无法想象一个像她一样精通英语的人。然而，她装作自己学识浅陋的样子，以至于他这个喜欢炫耀自己学识的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很谦逊。她确实很谦逊，甚至在自己的照片上题了一行字给他：“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她完全臣服于他，带着一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情感，完全不关心他的政治立场和婚姻状况。收到邵洵美善意提醒她提防胡兰成的来信时，她没有理会。在情感上，她没有任何保留，至于她说（正如前几页所引述的）人们在爱情中比在战争或革命中更容易释放自己，大概指的就是她不设防的自我。对张爱玲来说，爱从来都不是经过算计的行为。她崇拜胡兰成，几乎不求回报，正如几十年后她小说中写的，“等于走过的时候送一束花”，或者像中世纪的骑士在典雅之爱的范式下爱慕他无法得到的女士一样。当然，她又写道，她并没有把这些中世纪的术语加在他身上，尽管在一封信中，他确实提到了“寻求圣杯”（那些圆桌骑士的浪漫故事将典雅之爱和骑士精神交织在一起）。 一天晚上，他问她：“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当然，在他和妻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和妻子们—离婚之前，他们不存在结婚的问题。他结了很多次婚。第一任妻子在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后就去世了。第二任妻子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后，患上了精神疾病，但仍与他所谓的第三任“妻子”应英娣住在上海的同一个屋檐下，英娣非常年轻，曾是一名舞蹈教师。 上海公众喜欢八卦张爱玲，就像对所有名人一样。当时《申报》刊登了一则公告，宣布经双方同意胡兰成和应英娣终止夫妻关系，人们纷纷猜测胡、张即将举行婚礼。1945年6月1日，一位专栏作家写道，他的离婚一定是为了和另一个人结婚。有传言说，这个人只能是张爱玲。这位专栏作家是对的，尽管他对读者宣称即将举办的婚宴从未举行。相反，在1944年张爱玲24岁生日前的某天，她和胡兰成只是写下了他们自己的婚姻证明，各自撰写了一部分，没有正式的仪式；如果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这会给张爱玲一些豁免权：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 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作为证人签字的是张爱玲最亲密的朋友炎樱（Fatima Mohideen），一个半锡兰半中国血统的女孩，她曾在香港大学学习，现在回到了上海。 那年秋天，胡兰成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经营《大楚报》，这是一份由汪精卫傀儡政权主推的报纸。他住在县医院的房间里，在那里，他的目光很快落在了一个漂亮的17岁护士身上，她叫周训德。他打算把护士的事告诉张爱玲，但语气很含糊，她以为他们不过是在调情。事实上，他诱奸了周训德，甚至向她求婚。 8月15日，他在武汉闲逛时，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现在他成了重掌政权的蒋介石政府的叛徒，除了逃亡之外没有其他出路，一切都完了。他向泪流满面的周训德告别，向她保证，尽管没有举行仪式，但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他们将在一起度过漫长的日子。事实上，他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她因通敌而被捕入狱，显然是因为他让她抄写了自己的文章，并把她放在报社的雇员名单里，彻底暴露了她。 他到了上海，和张爱玲只待了一晚，就开始长达数年的逃亡生活，用假名四处寻找掩护，在浙江老家四处躲藏。幸运的是，他在一位老同学的寡母家找到了避难所，她对他很好，什么也不问，但只比他大一岁的守寡的妾室范秀美待他更好。范秀美建议胡兰成前往温州藏身，那里有面向东海开放的港口，也曾是自己母亲居住过的地方。于是，两人共同前往温州。 在旅途中，胡兰成告诉范秀美关于他之前的妻子们，以及张爱玲和周训德的事情。对胡兰成来说，表白总是诱奸的前奏，因为他相信，只要人与人之间不设禁忌话题，他们就能走得更近。他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和范秀美建立了所谓的“夫妻关系”，他说，这样做是出于感激，还有什么比用身体宣誓来表达感谢更好的呢？他承认自己利用她并非全无私心，但并不承认自己喜欢吃窝边草，也不承认自己面对女人时容易把持不住。 三个月后，张爱玲突然来到温州，他既不安又恼火。他习惯向他的女人们讲述彼此，但张爱玲不需要被告知他和范秀美是恋人—只要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样子就清楚了。张爱玲觉得范秀美很漂亮，看起来更像中亚人，而不像中国人。作为一个曾经想成为画家的成熟艺术家，张爱玲坐下来为她画素描，却发现范秀美的五官越来越像她丈夫。她很伤心，不忍心完成这幅画。她想向模特解释为什么没有画下去，可她没有，也无法解释。 很明显，张爱玲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情事，除了担心和十分想念他之外，也是来询问那个被他留在武汉的护士的情况的。她和他一起沿着蜿蜒的小路散步，告诉他，他现在必须在她和范秀美之间做出选择。他提出抗议—按照她对这段对话的重述，他的回答是：“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段抗辩：“我待你，天上地上，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所有人中，张爱玲应该最明白这一点，她是个不喜欢受委屈的人。 他的话是一种迷惑，而在她的文学重构中，她对这些话嗤之以鼻，这甚至不是诡辩，更像是“疯人的逻辑”。她非常明白，他不可能只拥有一个女人。在他的回忆录中，他面对的是她的坚持：“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但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但他仍然退缩着，她目睹这一切，看到了更远的未来，如他所说，这是不可兑现的。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告诉他，如果她不能留下他，不能死，不能爱别人，她的心会枯萎。他送她上船回上海的那天，下起了雨。她郁郁寡欢地离开了，独自站在甲板上流泪，雨水从伞上滑落。在她的重述中，她只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她写“灵魂过了铁”，这是她在英文中学到的表达，却是第一次感受到它的意涵和苦涩。 1947年6月，他收到了她的来信，这封信对他而言如同晴天霹雳，信上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像以前一样，她把钱放在信封里。他知道最好不要回信，而是写信给她的朋友炎樱。他并未指望得到回信，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得到回复。 胡兰成最终逃往日本，并于1959年在日本出版了回忆录《今生今世》。他在书中对张爱玲的描述以及他对自己其他恋情毫不避讳的叙述，重新点燃了大众对这对夫妇的浓厚兴趣，在台湾尤其如此。1974年，胡兰成获准进入台湾讲学，这本书也在台湾重新出版，引发阅读盛况。 在台湾，公众对张爱玲的生活和作品的迷恋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张爱玲在美国过着某种程度上隐姓埋名的避世生活。与胡兰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一生都保持沉默，这本身就吸引了公众。在她被发现死于洛杉矶寓所里的14年后，2009年，她的回忆录小说《小团圆》出版，引发的轰动可想而知。这本书在台湾、香港和大陆被粉丝抢购一空，他们渴望了解她的故事。作者在世时曾要求她在香港的文学遗嘱执行人销毁手稿，这无疑增加了公众的好奇心。 这是一本影射小说。虽然小说以虚构的名字指代胡兰成，但书中角色的真实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在她与当时住在香港的上海朋友宋淇（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指定执行人）谈论《小团圆》相关的书信中，她明确提到了胡兰成的名字。此外，胡兰成和她的两段叙述都高度吻合。有趣的是，在一些信件中，他被称为“无赖人”，如果用上海话发音，这个词会与“胡兰成”构成精密的双关。 1975年夏天，张爱玲抛弃了早期的全部草稿，重写了《小团圆》，并于次年3月将完成的手稿寄给了宋淇和他的妻子邝文美。她预先提醒他们，书里“full of shocks”（充满惊人之事）。其中之一就是赤裸裸的性描写。在对胡兰成笔下两人关系的驳斥中，《小团圆》的性描写显得格外突出；胡兰成的叙述则回避于此，更倾向于描写两人智识上的激烈交锋。 宋淇在回信中向她保证，“我们并不是prudes”，但他仍然强烈反对以目前的形式出版这本书。他列举了个人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在书中，她看起来是一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女人，一个无条件地去爱的女人，不在乎她爱的男人是汉奸，也不在乎他身边有很多女人。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物，尽管“少数读者”不会，但大多数人会这么认为。胡兰成在台湾复出，试图通过演讲和写作来获得存在感，将《小团圆》公之于众，对胡兰成来说是一份礼物（宋淇以“肥猪送上门”来形容），他将通过公开对峙的方式来抓住聚光灯和自我夸耀，而这样的做法会损害张爱玲的声誉。因此，宋淇建议对人物进行大幅度改写，降低辨识度。 张爱玲没有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她的冲动就是将这本书自传化。事实上，她之所以开始创作《小团圆》，完全是因为台湾一个将胡兰成奉为名流的文学团体成员给她写信，提议在胡兰成的帮助下为她作传！ 如果有人一定要写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张爱玲干吗不自己去写呢？她对宋氏夫妇说，“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而不是让别人去做。她说，“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她想，有些章节会让宋氏夫妇“窘笑”。 宋淇认为这是她摆脱这段经历的一种方式。 过去不再是她一个人的事，《今生今世》使她不得不选择自传体写作。但从张爱玲的个人情感上看，她确实成功地澄清了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对自己和胡兰成恋爱过往的低调处理，更不是否认：《小团圆》描绘了一段波折的热烈情事，充满热烈与欢喜，对她来说则是尖锐的、持久的痛苦。她震惊于他的无能，如此阻挠一个现代女人的爱情，让她无法获得排他性的爱。她爱过也恨过。 但是，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的讽刺意识也从来没有消失过。虽然她因此受到伤害，但她仍然觉得他的麻木是荒谬的。《小团圆》的标题本身就嘲弄了胡兰成希望三个女人都在他身边的愿望：“大团圆”是一个俗语，指的是一段“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圆满结局：男主角通过了科举考试，回到家与妻妾和睦团聚。只是，在胡兰成的情况下，与三个美人的重逢，就像张爱玲开玩笑说的那样，必须等到他不再是一个逃犯。而她，作为一个人，不能指望等待。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当作他的妾，她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耿耿于怀，因为她在写给中国文学学者夏志清的信中写道：“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 读者可能还记得，我提到过《五四遗事》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以爱情来到中国时为背景的短篇小说”。这个故事讽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五四时期，尽管人们都在谈论为爱情而结婚，但中国男性仍然保留了一夫多妻制的积习。就这方面而言，还有比她前夫更好的现实案例吗？我已经指出，中文版的标题中有“五四”字样，其实它还包含了“罗文涛三美团圆”的副标题名，张爱玲正是用“三美团圆”来形容她与胡兰成结婚时生活中的三个女人。 在中国，一夫一妻制出现得很晚，无论你往哪儿看，都好像没有法律禁止纳妾一样。是的，胡兰成说过，“一夫一妻”确实是“人伦之正”，但也会存在“好花开出墙外”的时候，这是他关于婚外情的一个经典比喻。 此外，胡兰成会告诉张爱玲其他女人的情况，部分是出于信任，他相信张爱玲在了解了这些女人后会接受她们，但主要是出于一种自我满足感。若能读到张爱玲因他提起护士周训德而内心受伤的那句“心里乱刀砍出来，砍得人影子都没有了”，他想必十分惊讶—甚至不是因为这两个女人，而是他会意识到如果自己和张爱玲在一起，她“永远不会有幸福”，因为还有会其他女人。多年以后，当她早已不再想他的时候，那种疼痛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袭来，像一股沸水一样烫伤和侵袭着她。 这并不是说她认为不忠是错误的，这不是道德的问题。“并不是她笃信一夫一妻制，只晓得她受不了。她只听信痛苦的语言，她的乡音。”-她想要婚姻的忠诚却没有得到，可以将其简述为她不幸福的根源。再往下看，你会意识到，只有透过性爱的棱镜，她的痛苦才可以被恰当地理解。在《小团圆》中，她描述了自己第一次被吻时的想法：“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以及后来的想法：“他不爱我了。”在她看来，他爱上护士意味着他不再爱自己，正是这一点使她痛苦。有一次，她听到他在问她的朋友炎樱是否认为一个人可以同时爱上两个人，张爱玲觉得天空好像突然变暗了。在她看来，你不可能爱上一个人的同时又爱上另一个人，爱在性和情感上都具有排他性，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爱。像胡兰成这样拥有好几个女人的男人，他可能会声称爱她们所有人，但对张爱玲来说，他不是同时爱她们，而是逐个地爱她们，先爱一个，再爱另一个，一个也不放过。（“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 尽管他们在爱情这件事上心意相通，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一句偶然的言论，不一定是关于爱情的，可能都会突然向张爱玲掀开这道鸿沟，她会觉得好像整个中原，那个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黄河流域，横亘在她和胡兰成之间，把他们隔得太远，远得他们的心都分开了。二人的差异之一，或许也是最深刻的差异，就是张爱玲透过中国和西方的视角看向一面双面镜，并在两者之间持续而微妙的参照下运作。而胡兰成在文化上并不是那么游刃有余，但这并不妨碍他用冠冕堂皇的词汇对东西方差异高谈阔论。有一个例子是他说张爱玲“是属于希腊的，同时也属于基督的”。是的，但既然并非所有的中国读者都知道西方文明起源于雅典和耶路撒冷，直接说她西化不就行了吗？ 他的另一个概括是：“原来‘恋爱’二字，中国人的与西洋人的根本不同。”对西方人来说，决定成败的是爱情本身，而不是它是否结出果实（他指的是婚姻）。的确，“西洋人的恋爱是不结果的，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他引用了这句众所周知的欧洲格言来提醒读者。他说，中国人不是这样，对他们来说，爱情是顺理成章的事，简单明了，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从生活、民歌和通俗故事中汲取灵感并得出结论，对中国人来说，男女关系关乎人类存在的事情，和“圣灵与罪恶”的概念相去甚远。他认为，当他把自己和范秀美之间存在的“亲”本质化时，他是在将中国和西方划分开来。对他来说，这种感情就像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亲密感，在中国文化中比浪漫爱更重要。他还注意到，当中国人对一个人有好感时、当他们钦佩某人或觉得他/她很可爱时，他们往往懵懂到无法识别出爱的程度。 他在谈到这些案例中的爱的措辞与他描述张爱玲的措辞截然不同。与张爱玲分手后，他在写给炎樱的信中说道：“她是以她的全生命来爱我的，但是她现在叫我永远不要再写信给她了……”这种遭遇背叛的爱是张爱玲痛苦的根源。这样的爱情使《小团圆》有资格被称为一个“爱情故事”（按照我前述所引用的她的观点，中国一般爱情故事中的爱情配不上这个名字），她在写给宋氏夫妇的信中就是这么称呼《小团圆》的。她解释说，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伤痛是因为她爱，这是她描述自己与母亲关系的方式，她写道，除了胡兰成，母亲是唯一一个让她真正痛苦的人。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很崇拜不怎么陪在她身边的母亲，对女儿来说，她是一个浪漫的人物，直到近距离观察到母亲，张爱玲“像一个戏迷在后台承认自己的幻灭”。大约18岁时，张爱玲告诉自己她不再爱母亲了，她对此的描述与对胡兰成的描述完全一样，就像“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当张爱玲得知母亲在一次打麻将中随手输掉了她的800美元时，她的这根亲情线突然崩断了—这笔钱是香港大学的一位英语讲师对经济拮据的张爱玲的资助，以帮助她在获得奖学金前渡过难关。 没有回报的爱是压倒恶性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母亲曾经讲过一个关于谋杀的梦，张爱玲怀疑她母亲黄逸梵，是否潜意识里认为张爱玲想要她死。“但我从来不想让她死，”女儿想，“我只想远离她，这样才能活着，保持理智。反正她总是要走的。如果她能享受和我在一起的时光就好了，而不是只想让我从她的陪伴中获益，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安抚她的良心。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 张爱玲的感情混杂着单恋、排斥感和深深的伤害，这一点在母女的对话中表露无遗： （母亲）：“我知道你父亲深深地伤害了你，但你知道我不一样……” 不！女儿想大叫，但没有大声说出来。他怎么会伤害我呢？“我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 女儿认为母亲误解了她：“她认为是那些男人（母亲的情人们）让我和她反目成仇。但我要怎么告诉她根本不是这样的。那是什么？我就是不喜欢她？不，最好让她以为是男人的问题吧。作为中国人，她会认为我有这种感觉是理所当然的。她会认命的。” 如果张爱玲没有永远离开中国，她和胡兰成的关系以及她在日军占领期间为亲日期刊写作的做法，都会被视为通敌。1952年7月，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随后在1955年2月移民到美国。她再也没有见过1953年在上海去世的父亲，也没有见过1957年在英国去世的母亲。 1956年，她嫁给了比她大近30岁的德裔美国编剧、小说家和记者斐迪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在给她的密友宋淇夫妇的信中，她写道，赖雅和她一样“penniless”（身无分文），比她更没有前途。他除了哈佛大学的学位，“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她没有想到要补充说，赖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最亲密的美国朋友和合作者。她在信中进一步写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炎樱时，附上了这样的评论：“这是一段不明智的婚姻，但它并不是没有激情。” 1967年，赖雅去世后，张爱玲陷入了越来越深的隐居状态，尽管她在台湾和香港声名再起。她对美国只字未提，美国是她的常居地，但对像张爱玲这样长期处于心理过渡期的人来说，她没有把美国当成她的家。她生前最后一篇发表的短篇小说《色，戒》，于1979年出版。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为汪精卫傀儡政权工作的汉奸，许多读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胡兰成的影子。将《色，戒》改编成电影的著名导演李安说，张爱玲多年来一直在修改这个故事，回到故事中，就像罪犯回到犯罪现场，又像受害者重演创伤，只有通过改变和重新构想痛苦才能获得快乐。 与此同时，胡兰成本人迫于民众压力离开台湾。1976年，他回到日本，5年后去世，终年75岁。如果张爱玲没有在1995年9月（也就是她75岁生日前几周）去世，她也能刚好活到这个岁数。张爱玲的确切死亡日期不详，她在洛杉矶的寓所里去世几天后才被公寓楼的管理员发现。1995年9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的讣告中对她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孤独是她生命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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