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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全面展现张元济的多重身份与历史贡献
☆ 揭示张元济在清末维新运动中的角色与作为
☆ 以大量历史细节展示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发展历程
☆ 记述张元济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互动
☆ 展现张元济的历史地位与精神遗产
全面展现张元济的多重身份与历史贡献
张元济不仅是清末的改革家，还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奠基人。本书详细梳理了他从科举出身的传统士大夫，到投身维新变法，再到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的多重身份转变。他的事业贯穿了教育、出版、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揭示张元济在清末维新运动中的角色与作为
张元济作为翰林院庶吉士、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的年轻京官，曾是清末维新运动的参与者，并曾与康有为一同为光绪皇帝召见。本书通过分析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角色，展现了他对改革的热忱与对国家的责任感。变法失败后，他并未消沉，而是转向教育出版事业，继续以文化启蒙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
以大量历史细节展示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发展历程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之一，而张元济是其核心推动者。本书详细记录了张元济如何将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型印刷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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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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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是一部全面展现张元济生平、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文化出版事业贡献的著作，既具有学术深度又具有通俗可读性。张元济作为清末民初的重要改革家和出版家，其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他的事业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学术分析，通过张元济的生平，展现了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等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大事件，张元济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本书通过对张元济的生平、经历和事业的梳理，揭示了转型时期一代知识精英的独特气质与崇高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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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新西兰]叶宋曼瑛，女，1945年生于香港，1974年定居新西兰。现为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新西兰最高级别学术荣誉），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教授，华侨大学名誉教授，兼任Asia Pacific World学术期刊编委，香港大学、墨尔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研究员。研究涉及颇多领域，尤其在新西兰华人史、华人在新西兰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影响、华人移民、跨国主义与身份认同、跨种族关系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颇具影响力，被誉为新西兰华人历史研究的先驱。著有《也是家乡》《龙在云乡：新西兰华人》《此心安处》《跨国移民与新华人》《新西兰的毛利人与华人》《演变的历史与身份认同：华人在新西兰》等；发表《张元济、李伯元与〈绣像小说〉》《新旧交替时期两位学人的探讨——从张元济、胡适往来信札谈起》《从戊戌期间的张元济看中国的开明知识分子》《张元济与新文化运动》等多篇张元济研究论文。
本书译者张人凤，1940年生，浙江海盐人，张元济孙。上海师范大学毕业，长期从事职工继续教育工作，退休前任上海市杨浦区业余大学校长，副教授。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编有《张元济全集》（十卷本）、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合作）、著有《我的祖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文集》及其续编等。
译者邹振环，祖籍浙江鄞县，1957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完成学士、硕士学习后留校任教。1995年在职攻读历史地理学博士，199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著有《伍光建著译提要与研究》《世界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疏通知译史》《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为中心》《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等论著多种，在《历史研究》《复旦学报》《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海内外中外文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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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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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出版感言/008
引?言?张元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020
第一章?早年在广东和浙江的生活/030
第二章?初露头角的年轻京官/034
年轻的总理衙门章京/035
甲午战争和维新运动/038
张元济的角色/041
第三章?张元济和百日维新/052
皇帝的召见/053
京师大学堂和铁路矿务总局/061
张元济最后关头的奏折/065
百日维新的失败/076
张元济对改革和改革家的评价/083
第四章?士绅改革家和立宪主义者/090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1898—1902/092
1900年的“中国议会”和“自立会”起义/097
士绅阶层的和解/101
张元济与教育改革/103
张元济在浙江保路运动中的作用，1905—1910/106
张元济与立宪运动，1906—1911/111
改良主义的精英对辛亥革命的反应/118
第五章?商务印书馆股东、经理和编译所所长/122
商务印书馆的起源/123
张元济早期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126
与日本合作的神秘事实/131
商务教科书的成功/140
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学校/141
涵芬楼/144
早期商务的出版物/147
张元济的环球旅行，1910—1911/155
第六章?新时代的旧学家/162
与中华书局竞争/163
1914年与日本的合作中止/166
紧缩和多种经营的时期/168
商务印书馆经理任内，1914—1920/171
1915年10月的机构改革/175
1920年张元济退居监理/176
1914—1920年商务的主要出版物/177
《四部丛刊》/179
1919年五四运动的挑战/184
张元济对1919年政治抗争的态度/189
新文化运动/191
商务杂志的革新/194
白话教科书、语音辞典和对国语的促进/196
对现代学术团体的支持/198
第七章?商务印书馆监理/202
求访新贤/203
王云五的方针和张元济的态度/210
东方图书馆/214
张元济的新排字法/216
1925年商务印书馆又起工潮/219
商务印书馆工会和经济斗争/221
1926年张元济退休/223
第八章?动荡年代/226
北伐与商务印书馆/227
张元济开始与国民政府疏远/230
日本访书/234
百衲本二十四史/239
1932年日本轰炸商务/243
王云五重组公司/246
张元济在20世纪30年代的作用/249
影印《四库全书》/251
张夫人之逝/255
救亡运动和张元济的作用/256
为青年提供古代道德课本/259
为受压迫人民发声，张元济的社会政治论文/262
第九章?战争年代/270
全面战争和向西撤退/271
抗战时期的张元济/278
合众图书馆/283
太平洋战争与商务的厄运，1941年12月—1945年8月/285
日本人与上海商务印书馆/287
第十章?从内战到新中国/292
1945—1949年的商务印书馆/293
张元济对政府和反内战抗争的态度/301
对经济形势的觉醒/306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309
与共产党新政府的合作/313
商务印书馆成为公私合营企业/316
最后的年月：版本研究和诗词/317
结?论/324
参考书目/334
附录?
新旧交替时期两位学人的探讨
——从张元济、胡适往来信札谈起/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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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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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创作完成近40年，《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得以以简体中文版出版，真让我感慨万千。
这本书原本是我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Auckland， 1982）。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兼总经理陈原先生很支持我的研究，他提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书，我真是求之不得。1985年，此书的英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The life and times of Zhang Yuanji（1867—1959），那个年代国内用外文出版的书籍很少，陈原先生此举可谓“破格”。幸而出版后颇有肯定和好评。多年以后（2009年）我荣幸获得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资格，评审委员会主席颁发奖状和奖章时，首先提到的便是我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关于张元济先生的这一本书。陈原先生与许多帮助过我研究这一课题的文坛前辈们如果泉下有知，差可告慰吧！
1979 年，因撰写博士论文，我决定要到中国找寻张元济的第一手资料。当时我已移居新西兰多年；我从小在香港长大、念书，从来没有机会踏足内地。在香港大学我念的是历史，主修中国近代史，对五四时期的思想变革以及文化、社会、民生的翻天覆地变迁十分好奇。我常想：处于新旧变革时期的人士，他们对前途如何取舍？自己如何定位？特别是如张元济那样的爱国知识分子，看到国家的种种危机，列强环伺，空有报国之心，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
我个人比较喜欢探讨的一向不是“大英雄”，而是平易近人的人物。任何一个大时代，能对社会有贡献，甚至开风气之先的关键人物，一定是有理想、有抱负、肯实干，敢于把握机会，愿意创新且持之以恒的人，就像张元济那样。
刚开始研究时，我对张元济先生所知少得可怜，只知道他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之一，在清末民初的新旧交替时期，立志以启迪民智为终身事业。后来开始追寻史料，知道他是海盐书香世家，1892年考中进士（与梁启超、蔡元培同时代），授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入刑部任主事，后出任总理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期间还蒙当时有志维新改革、年轻而有理想的光绪皇帝单独召见。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太后废止了新政，变法的积极参与者都受到株连， 对一介书生的张元济，倒没有太严厉的惩罚，只是下旨革职，“永不叙用”。张元济从此离开京城，不涉迹官场。
进士出身的张元济愿意投身当时在上海的小小商务印书馆，可谓眼光独到。从一个读书人转而成为一个实业家，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张氏的不摆架子、实事求是的风格，从他与排字工人出身的夏瑞芳的多年莫逆之交便可以略知一二（对此商务印书馆的馆史资料有许多详细记载）。
19世纪末期，中国的文化出版尚在起步、摸索前进阶段。期初张元济借重日本的先进印刷技术，也吸收日本资金，合资经营。到了1904年废除科举，全国开办新学堂，急需新式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与日本的金港堂（当时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教育出版社）合作，引进新设备，也借重先进经验。张元济亲力亲为地参与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一番经营下来，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印书馆发展成中国近现代最大的出版社。到了民国时期，张氏果断收回日股，实施科学管理，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民族出版企业，拥有自己的印刷厂、教育玩具厂，旗下书店遍布全国。商务印书馆发行了许多教育书籍、参考书以及与教育方法理论有关的书籍，最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有自己的编译所，后来还建立东方图书馆，成为中国的新文化中心之一。张元济先后任编译所所长、经理，对编辑、发行、经营都是亲力亲为。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元济的生平及事业，我曾于1979年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专程来北京和上海寻找资料，并拜访了曾与张元济共事的文坛前辈。这些往事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可能有一些参考价值。
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文化界尚未恢复元气，不少机构也是百废待兴。我远在新西兰，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一概不知不懂。通过奥克兰大学以及本国大使馆申请去中国的签证，说要到北京、上海做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几经辗转，费尽艰辛，终于得到中国大使馆回复说我可以入境，但只可以到广州——因为当时新西兰华人到中国的理由只可以是“归乡”，还问我家乡何处？家父祖籍广东中山，但我们宋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已移居香港。大使馆工作人员说，新西兰华人早年都是从广东出去淘金的，所以我只能从广州进入中国，然后在广州等待批准，看看可否北上北京和上海。
幸运的是此前我已经写了不少信件给商务印书馆——当时商务印书馆已经搬到了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的信得到了陈原先生的回复，他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怎能想到有不少文坛先辈正热心地等待“我”的出现（“我”不是指我个人，而是像我那样的年青学人，有志找寻商务印书馆历史的人），并愿意慷慨提供一切帮助，以保证前人的宝贵事迹不会被忘记。他们的热心帮助，成了我辛苦研究的最大动力。
在这里我一定要提及孙源伯伯。我联系到孙伯伯时，他在外文出版社任法文组副组长。二战时，孙伯伯曾与家父一起从桂林逃难至重庆；他们同属一个爱国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起担任盟军的翻译人员，家父翻译英语，孙源伯伯翻译法语。二战时期法国维希政府投降以后，戴高乐建立流亡政府，孙伯伯作为文化人和法文译者一直为戴高乐的驻华代表团奔走，并曾担任代表团新闻组中文秘书；二战结束后，孙伯伯为法国在华外交工作做出一些贡献，并于1947年获得法国文学院骑士勋章。这些渊源，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孙伯伯在出版界有不少挚友，包括商务印书馆和其他文化界的前辈。因为有他的帮忙，我得以联系到陈原先生；后来孙伯伯还带我拜访了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曾经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出版界的泰斗。
1979年11月29日下午3点左右，我来到了北京东四汪芝麻胡同49号胡愈之先生的住所，那是一个气派非凡的四合院， 当日胡愈之先生本应参加人大常委会，因咳嗽而在家休息，因此我得以有幸拜访，从胡愈老口中了解张元济先生的往事。
与胡愈老谈了约一个小时，4点30分左右，我来到了交道口南三条13号茅盾先生的家。见到茅盾先生时我很紧张；得知我来拜访，他当天特意穿了蓝色的暗花织锦长袍见我，以示隆重。进门后，我们来到后院大书房中坐下，屋内四周都是书架，大书桌上文房四宝排列。他当时在写《我走过的道路》，我记得书稿就在他的桌子上。茅盾先生很健谈，但有些中气不足，时常气喘；茅盾曾担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编辑，他对张元济评价很高，特地找出从前他同张元济往来的书信给我看，还给我看他收藏的严复同张元济的来往书信。茅盾先生递交给我两本他的小说《子夜》（Mid Night），一本托我送给奥克兰大学图书馆，另一本赠送给我。临别我请茅盾先生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他先是签“沈雁冰”，签完说自己的字写得不够漂亮，然后又用他熟练的签名“茅盾”签了一次，这才满意。至今我仍留有茅盾先生签名的笔记本（同页还有胡愈之先生的签名）。同茅盾的访谈我做了录音，20世纪90年代茅盾在桐乡的纪念馆筹备开幕式的时候，到处找不到他说话的声音，孙源伯伯知道我当时曾录音就找到我，于是我把当时采访茅盾先生的录音带送给了茅盾博物馆，自己也没留个备份，至今引以为憾。
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诸先生都是与张元济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知道张菊老的工作态度，知道他的行事和操守。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下笔写论文时也有了一定的信心，敢比较大胆地推论当时商务印书馆为什么会有某些出版方针，或者张元济邀请某某人士作为某某杂志的主编，是哪些长远计划的一部分。
此行还有一大收获就是在商务印书馆见到了张元济的馆事工作日记。我看到时，这叠厚厚的纸张用布包着，上面有毛笔写的“烧毁”二字。我明白这是劫后余生的珍贵文物。这些日记都是手稿，写在很薄的纸张上。按照当时的管理规定不可以影印，但可以用照相机拍摄稿件。我与丈夫夜以继日地工作， 不停拍摄。那是张菊老1912年至1926年的工作日志，内容精简而有条理，分列公司、编译、职员、杂记、财政、印刷、发行、用人、应酬、分馆等项目，还记录了每日收发的信件。这份珍贵的原始史料，对了解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是最可靠、最权威的文献。1982年商务印书馆85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参加者都获赠《张元济日记》上下两册，大家都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原始史料，而那时我已经看过大部分稿件了，想来真是非常幸运。
但当时的研究工作还是很困难而艰苦的。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研究条件尚未恢复，如要影印文件，就算是开架的书籍杂志，都要先申请，由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记得北京图书馆还在景山，房子简陋，没有暖气，读者都拿着装热水的玻璃瓶子取暖。我一般都是抄写，做笔记，冻得发抖。平日起居出行也不容易，买食物需要粮票，出入也只有很挤拥的公交车。我清楚记得那时北京的人行道旁堆满了大白菜和煤球，来往的自行车好像流水一般，连过马路也要鼓起很大的勇气。
商务印书馆在晚清、民国时期出版的杂志不少，如《政法杂志》《东方杂志》《外交报》《小说月报》等，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影响力很大。今天这些重要文献全部影印出版了，全国图书馆都备有全套，而在1979年—1983 年间却是非常难找。我觉得要了解当时创刊的背景、原因、宗旨等情况一定要看看创刊缘起、首刊编者引言等，这些都要花很多时间抄录。如今想来，这些抄写工作，也有想不到的好处，就是令我对文章的论点和细节印象深刻。与今天看看文章标题，然后吩咐研究助理影印辍要，感受的深浅是完全不同的。
鼓励我的是前辈学者的热心，他们往往是破格相助。陈原先生两次安排了座谈会，为我请来了老编辑、档案馆人员，包括陈翰伯、吴泽炎、陈峰、杨德炎、沈野、季啸风等。他们耐心地为我讲述他们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以及张菊生老的事迹。1979年11月28日再次座谈，出席的老人包括任永长、戴孝侯、陆廷玉、汪家熔等。通过座谈我了解到商务印书馆如何从小小印刷所发展成中国首屈一指的文化出版企业，如何网罗人才，如何制定编译和出版政策。参会的这些前辈对商务印书馆的馆史及张元济先生的事迹都是知无不言，耐心解说。我有写工作日志的习惯，每次座谈会，我都会请参加的老人家在我的日志中签名。今天再找出来，看到当时的记录，前辈们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
除了商务印书馆旧人外，我到上海最大收获是见到了顾廷龙先生。顾廷龙当时是上海图书馆馆长，他给我看了几套很难得的手抄本，包括《涉园张氏遗文》《张菊老九十大庆全集》《汪穰卿师友手札》。研究历史事实需要证据，而顾老给我看的都是了解菊老为人操守以及世人对他评价的宝贵原始一手资料。除此之外，顾老还给我出示了许多张元济与他的好友的往来信件，例如与严复的通信，交流许多有关翻译的细节；与胡适的往来书信，涉及层面更广泛（见本书附录《新旧交替时期两位学人的探讨》），更是重要的文献。
在上海时，我天天坐在图书馆抄张菊老的诗文、信件，不遗余力。那时候上海图书馆还在南京路，就是我们住的国际饭店对面， 可以一早赶过去，工作一整天。日后我才知道，顾廷龙先生是早年合众图书馆的馆长，追随张元济多年，所以对我的研究工作鼎力相助，把最关键性的资料都提供给我。
记得我到上海图书馆的前两天，顾老坐下来看着我翻开这些手稿，我以为他有些不放心，担心我会弄坏这些珍贵文件。后来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先生说，顾老是担心我这香港来的“番书女”不能读懂没有句读符号的文言文。幸好家母很注重我们的国学根底，从小有老师教我们四书、《左传》《古文评注》等，也学了一些书法入门，才可以看懂顾老给我看的重要文坛人物与张元济的往来书信，明白他们的抱负与对以后出版发展的方针、对时局的看法，等等。
在上海我见到了张树年先生。树年先生长得像他父亲，他十分愿意提供他掌握的一切资料，对张菊老的生平、操守，更是知无不言。日后我回到新西兰，与张树年先生的往来信件不断。他抄录了许多他父亲的文章、信件，解答我许多问题。当时在海外，国内的情况经常被一些不实宣传或错误报道蒙蔽、歪曲，像张元济这些传统学者，又曾是民族资本家，在海外便被说成是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对象。海外有文章说张元济1949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上中风瘫痪，此后神志不清，郁郁而终云云。当时新西兰与国内情况比较隔绝，加上海峡对岸有许多流言，积非成是，“张元济被斗争至残废”之类的不堪故事几乎成了定论。树年先生给我看了张菊老与工会领袖的来往信件，证明他们的关系一向融洽。至于说张菊老因中风后成了“废人”，树年先生让我看了不少老人家病后的文章与诗作，还有病后出版的版本目录学专著《涵芬楼烬余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介绍了东方图书馆1932年被日本人轰炸后，曾在馆中珍藏的、没有被烧毁的幸存古籍善本书，包括宋刊本93部、元刊本89部、明刊本156部、钞校本192部和稿本17部的版本源流、优劣比较和收藏情况，堪称后来版本目录领域学习者、研究者之宝鉴。张元济能在病后编著这种艰深而且需要详细考据的书籍，可见海外的流言蜚语都没有根据。
张元济在中风后身体没有完全康复，但是他恢复了很敏捷的思维，他的右手功能也得以复原，可以用他喜好的毛笔写下大批的书信和文章。文章内容丰富，有批评社会对底层弱者的不公平（《哀女奴》），有感叹英法两大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失利（欧罗霸业行将尽、殖民片壤留余臭），这些针对时事批评的文章，可以看到张元济对当时国内与世界发展的敏感与关心。
1992年，香港商务印书馆约请了张人凤先生和邹振环博士两位联合把我的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以《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为名出版、发行。人凤先生是树年先生的儿子， 邹博士在复旦大学从事文化史与出版史研究，他们二人都是翻译此书的理想人选。我很感谢香港商务印书馆对本书的排版、印刷、插图与装帧设计，编辑还在每一章节后都加了注解， 这些工作都下了不少功夫。我偶然看到一篇书评，作者很推许这本书的论点和推论，特别提及研究的详尽，对历史考证的精确，称“比较难得”。记得该文提到不知作者、译者是谁，不知如何成书云云。我希望写了这“再版感言”算是对关心本书的读者，稍有交代。
距我创作、发表《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已近四十年了，我个人最高兴的是国内对张元济的研究越来越蓬勃，国外对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以至近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伟大贡献也更加了解。在这个过程中，远在新西兰的我可以参加研究， 并且在起步时刻起了一些正面作用，于我而言这实在是值得纪念的事情。
叶宋曼瑛（Manying）
2024年8月
引?言?
张元济
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张元济的一生经历了从清王朝到现代中国，是这急剧变革时代的杰出人物。他出生于晚清封闭的儒家社会，被点为翰林后，步入了有声望和有影响力的士绅学者阶层的最上层。在传统帝制下他本应前程似锦，然而在19世纪末，清王朝迅速走向衰败。这时候，停滞不前的中国却面对着一个向外扩张和富有侵略性的西方。19世纪中叶，洋人对通商权利的要求和奉行的坚船利炮的政策，彻底粉碎了中国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中民族中心主义的观念——一个中央王朝不断向四周臣属的小国辐射其影响力。西方的坚船利炮完全摧毁了这个封建王朝的帆船舰队和步兵军团，随后便是不平等的“和平条约”。一旦中国有违这些条约时，马上又面临着战争。
西方的突然出现，给中国造成了危机，直接挑战像张元济这样的人。张元济属于为中国提供大多数领导者和官吏的士绅阶层。他们接受儒家学说的教育，因为只有当他们成为儒家经典的专家，才有希望通过走向官场的科举考试。他们深信，只有通过自我修养、恪守传统道德并按照儒家哲学去对待他人或他国，中国才能繁荣昌盛并与邻国和谐相处。他们所受的教育，还使他们推崇经学，鄙视商业和贸易活动。
但是，面对屡次失败的严酷现实和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士绅学者不得不重估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危难的时刻，单纯地认为他们的责任是修正国家的政策和重新评价道德观。对张元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诸如梁启超（1873—1929）、蔡元培（1867—1940）和严复（1854—1921）等人，史家已经做过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这些人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为他们是有远见的儒家学者，尽管受过十分正统的教育，但显示了很强的适应性和令人惊叹的改革能力。对他们生平和事业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历史。
对张元济生平和事业的研究，我不打算把重点放在探寻他生平的具体史实，而主要是阐明他的生平、经历和事业怎样反映出整个转变的一代知识精英的独特气质。张元济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惊愕和失望，在戊戌变法时的抱负和爱国奏折，在慈禧政变之后遇到的挫折和失败，以及从政治上的明智的撤退并选择了出版业为终身事业，他的种种事迹都能加深我们对这一代知识精英的理解——从历史传统来看，他们是产生大多数中国领导人物的知识阶层的中枢，这些博学而又处于特殊地位的人，又把自己看作中华民族智慧和良心的代表。张元济与他的同辈生活在中国要面对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史无前例的挑战的严峻时期。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如何对付这些挑战，大部分取决于精英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思潮。国家大小官吏都来自这个阶层，绝大部分能左右公众舆论的辩士、历代皇帝的谋士多数也来自这群士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士绅阶层的共同影响力，是决定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处于任何民族危机时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最有力的因素。通过对这个阶层中个别成员生平和事业的考据研究，可以对这种共同影响力的本质和分量有更充分的理解。因此，这本张元济研究论著不仅是一位成为成功的现代企业家的杰出儒家学者的传记，而且也是一份危难时期开明知识分子非凡的适应力及局限性的实例研究。
虽然这些知识士绅的精英分子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大部分的历史研究都着重于政治活动者和激进分子，他们多数以反传统思想或从事革命行动而知名，至于对张元济这样并不太引人注目也不处于政治进程第一线的人物，却言之甚少。例如，对康有为（1858—1927）和章炳麟（1869—1936）的研究，主要是因为他们分别替变法或革命作辩解，重新解释孔子学说。不可否认，他们是思想家，在形成新的思潮中是引人注目的，然而过于强调他们的重要性也是不明智的。毕竟，我们很难衡量这些雄辩、有说服力的学说对历史进程有多大的影响。至于谭嗣同（1865—1898）或孙中山（1866—1925），由于在他们的时代里起过引人注目的作用而使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应有的赞颂，但同时，他们的活动也激起了我们的想象：他们对历史的功绩不能掩盖其他不太突出的历史人物的品格和辅助作用。如果我们只把焦点集中在康有为和谭嗣同身上，能否正确理解戊戌变法？如果仅仅研究孙中山和章炳麟，又能否清楚知道辛亥革命的复杂性？
实际上，像张元济那样的人，才是士绅阶层中的佼佼者。他从未参与激进的先锋队伍，没有宣扬新哲学，也没有对中国文化作过革命性的解释，更没有兴趣采用激进的政治方式让中国强盛起来。事实上，他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采取了传统的方式。在漫长的一生中，纵使政局常常变化，社会频繁动乱，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就是若中国人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具备充分的知识，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知识的传播，没有更广泛的对变革要求的觉醒，中国无法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在张元济看来，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群众，必然毫无结果。此外，他对保守派的势力和顽固性也十分了解，知道他们会阻挡任何急剧的改革。为了贯彻文化救国的主张，唯一可行之路就是改革教育，然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他必须另有所择。张元济后来加入商务印书馆，使它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当把出版业变为终身事业时，他实际上还是在实践同一个目标——传播现代思想和启迪民智。这时候，他失去官方的支持或光绪的庇荫，却与一个工人出身的小印刷所老板夏瑞芳（1871—1914）紧密合作。夏瑞芳的文化水平低，却有机敏的商业头脑和取胜的决心，这些使他在上海的民族实业界获得一席之地。张元济与夏瑞芳毕生合作，共同发展商务印书馆事业，是士大夫与出身工人的资本家合作共事的鲜见例子。张元济的一生，呈现了一个有远见、非墨守成规和开明的学者的形象，他一方面紧紧地恪守儒家的基本道德信条，另一方面却并非僵化、保守到一见新思想、新哲学就马上抵制。他虽身为翰林，却从不会看不起学识和资历较浅的人。在那个时代，张元济被公认为是藏书家和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对善本书的追求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他于1919年就开始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民国最初的十年间，商务印书馆成为不同观点的学者都可以愉快合作的场所——颇似众所周知在蔡元培任内（1917—1919）北京大学的局面。张元济为赴欧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敞开大门，聘请他们去商务印书馆工作，而不是招募旧式学者或与他有相似背景的好友。从中国新式学校毕业的年轻学生也同样受到欢迎，并按工作成绩给予晋升，于是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中出现陈独秀、茅盾和郑振铎的名字就不足为怪了。
张元济企图通过文化手段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个想法是士大夫阶层所共有的，从清朝末年大量涌现的民间报纸、新式学校和略具政治性质的团体中可以看到。作为读书人，很自然会企图通过传播各种知识以救中国。因此，张元济一生的目标和走过的路是很有代表性的。
然而，张元济之所以比同辈更杰出，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少传统学者出版报纸杂志，或书籍小册子，介绍新知识或新哲学，但往往生命不长，影响有限。张元济跟他们的区别在于：他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家庭式印刷所改变成为现代中国最主要的出版社。诚然商务印书馆的发迹史还有其他因素，但张元济的远见、能力和指导足以表明他是一个有极强创造力的企业家。在他以前，中国还没有那样规模的出版印刷企业。
1898年，当张元济还在任京官的时候，对工业化和发展商业已有兴趣。大家知道，在传统学者的认知中，经商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在给光绪的长篇奏折中，张元济不仅竭力为民族实业家和商人的权利辩护，而且指出在与西方竞争的贸易战中，民族企业应被看作国力的基石而予以大力保护。尽管强调民族企业作为抵制西方经济渗透与商业扩张的手段这个课题并非始自张元济，然而他热情地为经济现代化呼吁和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控诉，却表明了他对民族工业化的兴趣和理解。由此可以看出，张元济把商务印书馆（下文简称“商务”）当作终身事业并不仅仅是由于出版业是一种“文人的职业”。当然，他十分关注出版物，有了那些书刊杂志，就可以影响舆论并传播知识，况且他是有文化素养的，但同样关注作为一个企业的正常经营。现存的资料可以证明张元济要将商务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由受过企业管理和现代会计专门训练的人员来经营。因此，他坚持领导者、高级职员的子女和至亲不应进入商务任职，是他率先劝阻自己的儿子进公司，他认为“新式企业不应传代”。这种反对裙带风的坚定态度，直接针对当时中国企业界由来已久的传统做法，但也使他在商务的领导层中得罪了不少人。他使商务在1906年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新设立的商部注册。
张元济的信件和日记一样，记载了大量关于制订促进销售的办法、购买新式机器和选送年轻技术人员出洋学习先进技术的事例。他深入企业经营的每个环节，并对企业的成就感到自豪。
张元济一开始便是讲求实际的人，重实干而非空谈，因而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少为人知的。他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只有一次曾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清末戊戌变法。在昙花一现的变法初期曾受到光绪皇帝召见，这是他能影响最高决策层的“近日点”。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为了替变革辩护而重新解释儒家哲学的精神领袖。尽管他在恪守传统伦理道德时绝不狭隘保守，但没有试图像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提出一种完整和有系统的激进思想，也没有为推理出一套现代化的理论基础而煞费苦心。对他来说，变革和现代化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他是达尔文“适者生存”学说的信徒——这正是他的好友严复所大力宣传的学说。为了生存，中国需要剧烈的变革，这是无可辩驳的。他很少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做任何解释。当康有为宣称在广州创办学堂是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梁启超在雄辩的社论和随笔中再三声言他的报纸是以现代思想唤醒民智的时候，张元济在参加商务印书馆时，却没有留下任何公开的记录以说明同样的崇高目的和意图。与此相似，几十年以后，王云五提出了数万言详细材料，说明他为什么和怎么样选择了追随蒋介石政府的道路，而张元济却没有直接声明或公开阐述他留在中国大陆的决定。
当然，留下大量著作的人往往会引起后来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在某一时期中所起的作用，于当时发表的文章或长篇自传式的回忆录都得以阐明。此外，这些知名度较高的人物往往培养了一些忠实的门生，他们能撰写关于先师生平和思想的大量回忆文章、年谱和论文。相比之下，张元济留下的材料却是贫乏和不易为人所理解的。但这不应该成为研究他生平和事业的障碍。举例来说，尽管在他为自己所编纂的书籍撰写的大量序跋中没有公开强调个人的作用或目的，在董事会的演说中也从不奢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然而仔细分析商务印书馆各个不同时期出版的书籍和刊物，其出版方针的轮廓清晰可见。张元济对出版方针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可以从考察当时的决策机构和决策过程来作出评价。
此外，尚有不少张元济的私人手稿存世，其中主要是文章和诗篇。许多文章写于晚清，其中包括上呈光绪建议变法的奏折和上呈庆亲王的手折，还有不少是为刚设立不久的学部提出的详细计划。其余文章写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有社会政治的主题，其中一些曾刊载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重要的杂志——《东方杂志》。
张元济还留下几百首诗，这些诗并非文学家追求文字、音韵上的尽善尽美之作，而是为表达自己对一系列事件的情感和思想所作，许多是对国内外时局的评论。有一些曾在他的密友间流传。除了少数之外，他的诗作并未公开发表。
研究张元济的最好资料来源，是他写给友人和同事的大量信件，数量多达千余封，这些信件并无公之于众的意图，然而作为第一手材料，却有更高的价值。虽然他的信绝大多数是简洁的、并不动人的和业务性的，然而却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这比任何按事后的想法写出来的自传更有力和真实地解释了他一生中的许多“怎么样”和“为什么”。
张元济写有工作日记，其中重要的部分保存至今。它与大多数文人的日记全然不同，看上去好像是一部航海日志。日记的内容是记载他任商务经理时，每天收发邮件的详细记录，以及处理各项事务和协议的琐事。
通过收集张元济亲笔书写的各种资料，把它们与他知名的友人和同时代人物的年谱作仔细比较，对照关于他或商务印书馆的回忆录和原始史料，再把这一切放在已知的、有文献记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史实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对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的研究就有了十分充实和丰富的原材料。
像张元济这样的人物的生平和事业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他既是那一群体中的代表，而且在追求理想时，又比一般人更能贯彻始终。因此我着手为这位鲜为人知而又杰出的人物撰写传记。希望透过研究像张元济这样的人物，会更充分和全面理解现代中国重要转折时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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