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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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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利用报纸等一些以前不大受注意的资料，为清末十年的历史增加一个新的面相。勾勒出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化思想与社会运动。从不同角度重新观察旧王朝末年的一些新兴事物与新兴现象，厘清清末启蒙志士的主张、做法。并试图指出，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知识分子和人民及其文化的关系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成为此后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题旨。为了救亡，人民和人民的文化被重新估量，从而使得此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史的发展呈现不同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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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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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属文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是台湾学者李孝悌研究清末社会启蒙的史学著作。本书主要是利用报纸等一些以前不大受注意的资料，为清末十年的历史增加一个新的面相。勾勒出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化思想与社会运动。从不同角度重新观察旧王朝末年的一些新兴事物与新兴现象，厘清清末启蒙志士的主张、作法。并试图指出，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知识分子和人民及其文化的关系，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成为此后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题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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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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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悌，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及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史、城市史。著有《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与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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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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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白话报刊与宣传品
第一节 白话报刊 ……………………………………………… 16
第二节 其他类型的白话文 …………………………………… 33
第三章 阅报社
第四章 宣讲、讲报与演说
第一节 宣讲与讲报 …………………………………………… 63
第二节 演说 …………………………………………………… 88
第三节 结语 …………………………………………………… 143
第五章 戏曲
第一节 戏曲改良的理论 ……………………………………… 155
第二节 改良的组织与个人 …………………………………… 176
第三节 演出 …………………………………………………… 183
第六章 结论
附录一
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
——从清末的白话文谈起 ………………………………… 239
附录二
从中国传统士庶文化的关系看二十世纪的新动向 …………… 278
征引书目
一 基本史料 …………………………………………………… 339
二 中、日文资料 ……………………………………………… 339
三 英文著作 ……………………………………………………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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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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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虽然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根据的是细琐的实证资料，但写完后，却颇有一种“无中生有”的感觉。书中描写的事情，都实际存在过，也被报导过，但经由资料的串连、编织，而出现这样的图像，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中国史是我的专业，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事离今天也不算太远，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在遥远的南港研究室中闭门造车的过程，仍然是不真切地对异时异地的一种想象。现在我想象的这幅图像，有机会在被描述的对象所从出的地方，接受在地人的检视，对我来说，
当然是极其荣幸的事。
书后附录的文章，《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从清末的白话文谈起》一文，原收于《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1991），是为一次关于胡适的会议所写。文中的资料后来多半写入本书，但因为立论的角度不同，希望还有一些参考价值。《从中国传统士庶文化的关系看二十世纪的新动向》一文，原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期（台北，时报文化， 1990），是为我的英文博士论文所写的导论。现在收在这里，希望能当成本书一个更大的背景介绍。
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因为他们的好意和多方协助，这本书才能顺利地在大陆印行。
李孝悌 于台北南港
1998，12
再版序
这本书出版以后，一些同事常常调侃我是研究大众文化和下层社会的专家，却又表现得不够普罗，很多时候对大众文化也没有真正的认同。比较严肃一点的，则从认识论的层次，对像我一样的大众文化研究者，是否能真正进入下阶层民众的思维世界，有所质疑。后面这个问题，在后现代思潮和新兴的 subaltern studies 中，都是相当中心的议题。这样的质疑，对一向相信人性的普遍性，或经验、情境的一致性、客观性，并因而认为我们可以轻易地进入另一个文化、另一个阶层或另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天真乐观的想法，当然是有极大的警惕、针砭功用。但我自己却不愿在认识论上采取这样极端的立场，虽然这种对人的孤绝和完
全疏离的情境的描写，颇有几分悲壮、苍凉的诗情。
我在过去十几年内，一方面受到孔复礼（ Philip A.Kuhn）教授等人的影响，一方面出于自己的喜好，对社会史和文化史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但在这本书里，却没有真正以下层社会为研究对象。上述的调侃与问题，虽然都有意义，严格说来，和本书所处理的课题，并没
有什么关联。我虽以下层社会为书名，处理的却是下层社会如何被广义的知识分子作为改良对象的经过。换句话说，我关心的是“知识分子”如何把他们的想法、理念加在下层社会的过程。在这个知识由上向下传播的过程中，精英分子的理念经过简化乃至曲解，民间文化的信仰、传说也被新的创造者所采撷，这种上下交融的结果，显然有助于知识的传布。更重要的，则是启蒙者对媒介形式和场合的重视，从白话、宣讲、讲报、演说、戏曲到阅报社、半日学堂和茶馆，我们看到上、下层文化的交涉如何达到一个空前频密的地步。
社会史家对各种形态的组织，不管是正统的家族、团练或市场，还是非正统（或非法）的武装叛乱团体、宗教结社，或游走四乡的拳师和教派领袖的研究，大大地开阔了我们观察中国历史的视野，也对我个人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本书虽然看似是对文化史的研究，但处理的其实是规模广泛的社会运动。我原本希望能对运动的组织层面作更有系统的分析，但一方面因为资料选取散布全国，另一方面因为运动的性质在开始时有相当强的自发性，组织运作的痕迹也不那么明显，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不是有系统、有层级的社会组织分布，而是文化传播媒介和形式的层级性分布。
但到这场运动的后期，已可见国家力量的介入。这种一方面由不同地方的知识分子、地方士绅、戏曲演员自动发起，一方面因为国家、政党、军队的介入而变得制度化、组织化的情形，到民国年间变得更明显。原来以“开民智”为目的的启蒙运动，也因为政治力量的介入，而成为战斗意味强烈的文化动员和政治宣传。 a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民间社会与国家，自发性秩序（ spontaneous order）和革命精英的冲突与互动。 当然，经由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去观察一个文化史的议题如何染上社会史的色彩，无疑也是新鲜有意思的尝试。
一位评论者在书评中， c 特别提到我对 civil society 和国家的关系的看法，我觉得有稍加解释的必要。对亲身经历过台湾八九十年代汹涌的政治、社会运动的人来说，我们会给予 civil society 多么高的评价，也是可以轻易想见的。不过放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脉络下来看，国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Duara 的国家“内卷化”（ state involution）的理论，指出民国时期各个政治势力不断扩张，反而加速了乡村既有社会结构及文化网络的崩溃，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极有洞见的观察角度。
不过，我仍然认为在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有必要在各种基础建设，以及本书所关注的民众教育上，扮演关键的角色。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对所谓民族国家的看法，并不像黑格尔那么简单乐观，认为是自由、理性的最高体现。
Foucault（福柯）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者所不断攻击的“国家机器对个人的全面掌控，以及透过一个绝对中心的思想、教育机制，经由纪律、惩罚、制约而将个人驯服的过程，在当今社会对民间文化、普及教育及宣传机构的掌握中，有最淋漓尽致的发挥。不过这样的结果，并不能否定在一个文盲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国家在教育（而非教化）上所应扮演的角色。同样的现代式普及教育的手段也许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虽然解构主义者连对西方式的普及教育也存有质疑），但仍不足以否定国家在其中所该扮有的角色。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否出现过 civil society 这一回事，西方学者有过激烈的争辩。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二十世纪初，即使没有出现过制度性的与国家相制衡的“公民社会”，但民间各种蓬勃的自发性活动，其性质很显然地已经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别。这样一个“民间社会”的出现，不只在清末和民初的历史脉络中有意义，放在 1949 年之后权力国家的形成，以及各种社会势力——不管是传统的“士绅社会”，抑或是我在本书中所谓的“民间社会”——土崩瓦解后的情势中来考量，也应该有更多让人省思的空间。我想 W.K.Cheng 教授的评论应该也是从这样的关怀出发的，所以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再做一些解释。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他的意见和毫不吝惜的称誉。
本书出版后，欧美所的赵琦娜教授，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罗志田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班的川岛真先生、王诗伦小姐等人，或是指出书中的错误，或是提供意见，谨此致谢。我也要谢谢张艺曦先生、宋秉仁先生、蒋竹山先生、吴凤莲小姐协助校读文稿、制作索引。由于近史所出版委员会和吕芳上所长的慨然应允，特别是张力兄和公小颖小姐的多方协助，本书才得以修订再版，我要特别向他们致谢。
这样一部尝试之作，能得到前辈学者的肯定，对我来说，当然是一种鼓舞。我尤其要感谢刘广京先生慷慨的鼓励。各地的师友不吝给予支持，我虽不及在此一一致谢，却不敢或忘他们的情谊。
李孝悌 于南港
1998 年 2 月
自 序
前年秋天，我在翻阅有关清末戏曲改良的资料时，陆陆续续看到一些新鲜而有意思的记载。没有多久，我开始觉得这些零散的资料后面，也许蕴藏着什么有意义的讯息，所以暂时搁置手边正在进行的计划，开始仔细地阅读当时的报纸。读了几年份的报纸后，我确定这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报导，其实共同反映出一个新的时代动向。进一步的爬梳，这个时代动向的面貌益发清晰，所以我决定将它勾画出来。
本书的重点当然是利用一些以前不大受到注意的资料，为清末十年的历史增加一个新的面相。但除了这十年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外，我同时也要强调这段历史和日后各项发展的关系。我试图指出，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知识分子和人民及其文化的关系，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成为此后中国历史中的一个主要题旨。为了救亡，人民和人民的文化被重新估量，从而使得此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史的发展呈现不同的风貌。
本书完稿后，王聿均、陶英惠、张朋园、王尔敏、陆宝千教授曾细读全文，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谨在此致最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也要谢谢王树槐教授给我的一些建议。陈永发、熊秉真、游鉴明、朱浤源、何萍以及秦博理（ Barry C. Keenan）教授等人，或是提醒我注意某些资料，或是提供我一些具体的建议。吕慧慈小姐协助整理杂乱的原稿，江淑玲、吴凤莲、李慧玲、张珍琳、庞桂芬小姐帮忙校对文字，均在此一并致谢。另外，我要特别谢谢魏秀梅小姐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各项热心协助。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亲。
199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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