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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以微观生命史叩问明代文化转型的深层肌理
呈现藏于“无力改变现状”褶皱里的历史的重量
全面修订，增加新序和一篇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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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个时代会有各个思潮、学风的流行，此种多元竞逐、众声喧哗的现象，在晚明明末尤其常见。明中期以来有几个运动或风潮，包括心学运动、文学复古运动、三教合一、制艺（即八股文）风潮，过去的研究较多把焦点放在大名字大人物，看他们引领或主导某个运动或风潮。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则把眼光转移到明中晚期的江西及周边地区的小读书人身上，这些小读书人往往同时受到数个风潮的影响，在各风潮间摆荡徘徊与彷徨，甚至陷入抉择的困境，又或者是试图为不同风潮找到同时并行的可能性。这些小读书人或许不是历史舞台的主角，但这些人其实反而更贴近当时大多数士人的处境。通过对其生活、思想和实践的深入分析，本书揭示了他们在思想解放、文化传承和社会变迁中的复杂处境。这些小读书人虽然未能成为主流学术的代表，但他们的活动和选择却深刻影响了明代中晚期的文化与思想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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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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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曦，台湾省台中市人，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明清思想史、地方史与家族史。代表作有《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2006）、《明中晚期古本〈大学〉与〈传习录〉的流传及影响》（2006）、《孤寂的山城：悠悠百年金瓜石》（2007）、《飞升出世的期待：明中晚期士人与龙沙谶》（2012）、《明代阳明画像的流传及其作用－－兼及清代的发展》（2016）、《与世浮沉：明代江西思潮、社集与小人物的追寻》（即将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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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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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导论
第一章 明中晚期思想文化风潮与士人活动
一、明中晚期的三股风潮
二、复古派
三、阳明心学
四、制艺（八股文）
小结
第二章 阳明学讲会与小读书人
一、大儒讲学与小读书人的二次传讲
二、几种小读书人的个案
三、面向地方豪强
四、江右与泰州之于小读书人
五、没有讲会的阳明学
第三章 《传习录》与古本《大学》的流传及其影响
前言
一、阳明学讲学
二、古本《大学》
三、《传习录》
四、吉安程朱学者的对抗或转向
小结
第四章 阳明画像的流传及其作用
前言
一、日常生活中的塑画像
二、理学家的圣人形象
三、明中晚期阳明画像的制作与流传
四、阳明画像的作用
五、清代的一些变化
小结
第五章 飞升出世的期待：明代士人与龙沙谶
前言
一、斩蛟传说与龙沙谶
二、应验龙沙谶—从刘玉到王守仁
三、龙沙谶与其他流行信仰的结合
四、龙沙谶在晚明南京士人间的流行
五、未应谶后的明末世界
余论
第六章 明代江西士人与净明道的交涉
前言
一、许逊信仰的发展
二、元及明初的儒学士人与净明道
三、阳明学以后的儒学士人与净明道
四、明末江西士人的几个例证
小结
第七章 诗文、制艺与经世：以李鼎为例
前言
一、学术渊源
二、经世：军事及治水
三、江南社集与交游
四、典籍、儒学与净明道
小结
附表 1 《李长卿集》的编校门人名单
附表 2 《步丘草》的编校门人名单
第八章 风潮递嬗下的地方小读书人：以涂伯昌为中心
前言
一、新城的心学渊源
二、邓元锡与六经之文
三、科举用书中的阳明心学
四、制艺名家的推崇及影响力
五、明末江西派的制艺新主张及文社之兴
六、大风潮下的涂伯昌及新城士人
七、涂伯昌的疑问与彷徨
小结
附表 涂伯昌年表
第九章 明及清初地方小读书人的社集活动：对金溪的考察
前言
一、学术系谱的建构与自立
二、从理学讲会到制艺文社
三、艾南英与明末金溪士人
四、清初以金溪为中心的集会
小结
第十章 一目十行、日诵万言？—中国近世士人的记忆力焦虑
前言
一、一目十行俱下
二、过目成诵或日诵千言万言
三、两词结合—作为日常记忆力的指标
四、欧阳修读书法的典范
五、对记忆力的焦虑困扰
六、另一种声音
七、个案：以金溪地方士人为例
小结
结 论
参考书目
本书各章初出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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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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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初于2022年在台湾出版，如今能有机会将这本书的简体版呈献给更多读者，让我感到非常兴奋，也很开心。借由此次的出版，本书不仅有机会与更多读者见面；也是一个契机，让我可以对这段时间的一些意见及回应进行讨论及补充。
《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一书，是我个人所规划的三本系列作品的第二本，希望通过系列性的研究，解答我对明中晚期思想史的许多疑惑。第一本书《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讨论阳明心学在地方上的流传，以及大儒带领小读书人进行的社会事业，尤其是大儒与小读书人的共识及合作的那一面。由于过往的思想史研究较侧重大儒，以及以大儒为中心的叙事，在大儒与小读书人的共识及合作中，小读书人很容易被视为随从者，而无法有所主张。但小读书人只能够是大儒的附庸吗？这是值得怀疑的。
也因此，该书对阳明心学的草根化有较深入而具体地了解，但我反而产生了更多的疑惑，所以过去这些年我仍持续在这个领域研究。我试图从更大的范围讨论小读书人的角色，从阳明心学、文学复古运动，以及明末制艺风潮这三股运动或风潮，谈小读书人所遭遇的选择及困境。我初期仅打算写作专书，但小读书人的面貌纷繁多元，于是我便在专书写作之外，将一些可以单独处理的课题独立成篇，而这些单篇论文越累积越多，遂集结成为本书。在这本书中，我有几篇论文谈阳明心学的流传，也有几篇论文是以个人为主角来切入议题，以及以个别地方（金溪）为中心看风潮的转变。无论是阳明学的流传、个人的困境，以及地方上的变动，都跟明中晚期三股风潮的转变有关。
出版以后，身边不少人在还没有读，仅看到书名时，就很有同感说自己是小读书人。这些人，有些是老师或研究员，有些已是某领域的中坚，若放在传统中国，他们应该都是举人以上功名的人吧，但大家却都觉得自己是小读书人。其实我自己也是如此定位自己的。为何有此感受呢？因为无论我们有什么学历，在什么位置，但对现实世界都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够勉强做的，就是借由讲课及教学，稍稍对课堂上的学生有所影响而已。但在课务上，我们不得自由，而在学术专业上，我们只是无名小卒。或许是由此而生的喟叹吧。
什么样的人算是小读书人呢？如本书导论所说，我会把中低级功名的士人，甚至没有功名的布衣处士，以及在地的、没有跨地域的影响力的人，都视为小读书人。这个界定，从功名的角度排除了拥有进士身份的人。原因是，我们不能无视功名的影响力，加上在不少相关的讲会记录或讨论中，拥有进士功名的人，即使在学说或思想上毫无创获，却往往会得到不同的对待。也因此，尽管一个人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跟他的功名不会成正比，但我们仍不得不把有进士功名的人从小读书人的行列排除。但另一方面，我想指出的是，我们有必要从大儒与小读书人的合作模式来思考这个课题，应更多从学术交流圈、人际网络或群体来谈，而不是将个别人物孤立起来看。孤立的个人，在思想文化史的意义是很小的。
在此，我仍想用《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来说明。该书以江右阳明学派的重镇安福、吉水两县为研究对象，其中安福有许多知名的阳明学大儒，这些阳明学大儒在县城的书院讲学，而小读书人从各地前来书院听讲，回归到乡里以后，便会在乡、都、族举行乡会、族会与家会，把大儒的学说做二次传讲。借由这些乡里间讲会的二次传讲，小读书人展现了他们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他们不只是讲学活动的参与者而已，还把学说进一步推广入乡里及基层民众之间，阳明心学也才有可能在乡野闾里及基层民众之间产生广而深的影响力。即连大儒率领小读书人进行的社会事业，也是大儒出名，小读书人出力。如大儒邹守益主持的田土丈量，实际下乡督丈的是来自各乡里的小读书人。
在大儒与小读书人的合作模式中，小读书人是与大儒并列的，而不是大儒的附庸。尽管大儒在学说上的创见及创获，是小读书人无法比拟的，但小读书人在基层乡里及民众之间所做二次传讲的影响力，却也是大儒所难以企及的。我们若是把阳明心学分作“作为学说的阳明学”与“作为运动的阳明学”，大儒是阳明学学说的核心，但小读书人却才是整个阳明学运动的关键所在。正是大儒在学说上的创获，加上小读书人的推广，两者相互激荡，才有明中晚期阳明心学运动的风潮。尤其重要的是，正是这些小读书人，让阳明心学不同于两宋以来的程朱学，让阳明学大儒不同于地方士绅，因为在阳明学以前的程朱学或士绅，都无法或没有动员那么多的小读书人投入到二次传讲及田土丈量工作中。也因此，尽管个别的小读书人微不足道，姓名或被埋没，生平也不会为人所知，即使多方搜罗，也仅能够找到极零碎及片段的资料，但借由一丁点一丁点资料的累积，我们仍可看出一个个的小读书人在讲会、田土丈量等事上的贡献，更确实凸显出他们在明中晚期阳明心学运动中的中坚及主轴地位。
尽管大儒与小读书人的合作模式中，两者是并列而等重的，但由于大儒往往更引人注目，人们所注意的，也总是邹守益及其他大儒的生平与作为。所以在本书里，我更多关注小读书人在宗教、文学、制艺等热潮中的角色及位置，以及他们如何因应这些风潮的递嬗转变。而像李鼎、涂伯昌等人有文集存世，则是很好的个案研究。也许有些读者会疑惑：李鼎、涂伯昌有举人功名，李鼎还曾前往扬州讲学，所往来的人也不少，他们仍算是小读书人吗？
李鼎与涂伯昌都是在过往思想史研究中默默无闻的人。李鼎虽常跟一些大人物关联在一起，但他更像是幕僚、秘书的角色，未必会被那些大人物当作同群的人，也不见得被人放在眼里。扬州是李鼎除了故乡南昌以外待得最久的地方，该地聚集不少边缘人物，而李鼎选择此地，似乎也有一种边缘人的自觉吧。李鼎有净明道的著作，但在秋月观暎教授的经典作品中，仅知他是李长卿。至于思想史研究就更少有人谈到他，在我从傅斯年图书馆找出他的文集以前，几乎未见有人用过他的文集。涂伯昌亦然，天壤之间，或许从未有人注意过他。他贫穷、清苦，即使考取功名以后生活有所改善，但理会他的人仍不多。二人在当时的思想文化圈都是边缘人，所以我不时会遭遇一些人的质疑，有人问我：这些人都没人听过，也不重要，为什么你要写，而我要读？也有人问：李鼎、涂伯昌这些不知名的小人物，能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呢？论文审查人更具体问：这些人在思想史上能有什么位置？这些问号都很有趣，因为这些问号透露了某种信息：无论是我，或质问的人，都不会因其举人功名而否定他们是小读书人。在我看来，他们是值得关注的小读书人；在质问的人看来，他们是默默无闻，没有研究价值的小人物。直到他们走到镁光灯前，被几篇学术论文当作主角以后，他们才总算得到一点被正视的机会吧。
如果用今日学界的景况来做比拟的话，李鼎与涂伯昌就像是一些博士候选人或博士后吧。不少人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我们会在一些学术场合见到博士后，他们在会议上提问、报告或发表文章，提问很有重点，文章很精彩，而且他们可能还认识不少人，也跟不少人有往来交流，但他们却仍被当作学界的边缘人。这类情景也见于期刊论文的审查。我在博士后期间投稿的文章，据说便有人提出博士后的论文是否适合刊登的问题。我有教职以后，参与一些学术审查的会议，有些期刊会明白指出，若有博士候选人或博士后的文章，必须审慎考量。尽管博士后已有博士学位，即使他们下一阶段就是高校教师，但整个学界、高教体系，仍然把他们当作圈外人。也因此，像李鼎这种已对进士功名及官场进取断念的人，他再活跃，认识再多人，仍然不会被当作自己人，他不是大人物，他只是被大人物带在身边的小读书人。若要说得更直白一点，就像太史公说的，倡优畜之。或用当代较文明一点的话说，就是陪公子读书。陪读的人不会被当作大人物的。
我完全无意于嘲弄李鼎或今日许许多多的博士后，因为即使身为高校教师，又有几人不自觉是倡优之所畜，流俗之所轻呢？身在重理工轻人文的学校任教，有人多次问及在这类学校的感觉，我便以倡优自嘲。某次拜访某个学院，那个学院的老师也把自己定位为陪公子读书。不愧是以阳明为名的学校，果然是此心同，此理同。
我是个性有点悲观的人，所以看到繁华便会想到衰亡，读历史上的人、事、物，也总会注意其兴亡起灭，及在时间中的流变。也因此，我无法只看一门学术或思想的盛，也会看它的衰。当阳明学衰了以后，大儒可以继续讲学，坚守学术主张不变，但小读书人却须考虑现实的无奈，他们无法舍家人而不顾，也无法一意孤行，独任己心。于是我们会看到小读书人一个个离开讲会，而大儒则继续讲到最后为止。风潮变了，小读书人走了，而大儒则是最后离开的人。大儒作为典型，令人景仰，而小读书人的选择与流动，则凸显了风潮的转变。相对的，在面临存亡之际，大儒或会继续讲究内在心性，而小读书人则有纷杂而多样的选择，只不过，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不会在历史上留名。即使如涂伯昌，他选择跟大儒一样与国俱亡，也不会有人记得他的死。
思想史总给人高大上之感，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必须通过田野或社会经济史研究，才更能了解升斗小民的生活。但其实人是活在思想及文化中的，人需要衣食，也需要希望，而且越是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他们越需要希望，而这正是思想史应该去讨论的。那看似虚幻而没有实体的希望，会用思想的形式存在着；而这些看似高大上的思想，却是让人们持续生活下去的支柱。今日我们尽管衣食无虞，却可能跟古人一样茫然失措，我们仍然是处在歧路与困境中的小读书人，而作为小读书人的我们，所能够写的，就是小读书人的故事，以及尽可能从小读书人的世界来勾勒这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吧。
张艺曦
202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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