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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937年的军事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同仁们，却在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以哀兵姿态“进攻冲锋”的战斗。
“书生报国”的赤诚、奉献、果敢与智慧，皆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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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文化抗战史。作者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抗日战争，重现一介书生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讲述他在深陷被敌伪追捕、生计无着的极端环境中，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机智躲避来自敌方和己方的明枪暗箭，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作者历时十五年深入日本各藏书机构，挖掘众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钩沉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同人与敌争夺典籍珍笈的危险处境和复杂局面，抉发中日学者怀揣各自心思争夺古籍善本的历史隐微。
为国家赓续文脉，于乱世显证情怀。本书既是一个人的抗战史，也是一幅书生报国的文化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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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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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已出版《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孤本说唱词话〈云门传〉研究》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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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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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乱世中的文化暗斗
一、历史暗夜中的自我救赎
二、上海的文化生活与古旧书业
三、多方势力的三岔口
四、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之间的叙事裂缝
五、书籍史视野下的文化抗战
第一章 书籍的修罗场
一、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
二、纸墨更寿于金石
三、楚弓楚得，古籍留存国内
四、来自敌方的关注
第二章 古书局中局
一、秘笈时隐时现，世乱始出
二、在日本抢发论文的“新陈”
三、旧书中间人与《古今杂剧》的发现
四、郑振铎中了潘博山的圈套？
五、陈乃乾与苏州潘家的宿怨
六、抗战胜利前后的不同表述
七、日军对于江南文献有组织的劫掠
八、秘笈首发权的抢夺
九、大时代里最可惜、惨酷的牺牲者
第三章 地火在运行
一、“孤岛”日常生活
二、看似寻常的每周聚餐
三、意志不坚定者更将趋向歧途
四、有许多事要做，却一件也不曾做
五、孤军与诸贾竞
六、谋划大行动
第四章 三岔口夺书
一、“可惜的是苏州的学者和读书人几乎都逃到上海去了”
二、无缘对面不相识
三、平行时空的郑振铎
四、旧书店里也会冒出对敌斗争的硝烟
五、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
六、围绕嘉业堂藏书的多方对决
七、不知身是敌的敌人
第五章 书林智斗，打通“孤岛”书路
一、慎重严密的搜书行动
二、与书林高手角力
三、善用中间人
四、与旧家气焰巧作周旋
五、一切看在书之面上
六、许地山的义举
七、瞒天过海，打通书路
八、三万多册古籍错失船期
九、“孤岛”陆沉，书踪成谜
第六章 虎窟之旁，人海藏身
一、珍籍守护人
二、北平图书馆存沪图书被劫
三、经营书店，开明同人相濡以沫
四、上海书难与“废纸”劫
五、未出深林不敢歇
第七章 难中相守的战时情缘
一、记得去年今日么？
二、黑暗深海中，相互照亮
三、漫长余生的零回应
四、题跋中的古典浪漫
五、男性凝视与女性沉默
第八章 慷慨好义的“叔平先生”
一、张子羽：晚清重臣张百熙的公子
二、任庵：华克之、袁殊、关露的隐秘战线同盟
三、张叔平：鲸吞嘉业堂藏书
四、1944年的多面张公子
五、接收大员与毛公鼎
六、亡命香港，与影星张织云共天年
第九章 追索被劫古籍，楚弓楚得
一、从香港到东京：古籍被掠经过
二、长泽规矩也与郑振铎的隔空较量
三、日方试图隐匿中国善本
四、被劫文物的追索举证过程
五、系于国运兴衰的古籍命运
六、拖延古籍迁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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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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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是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华北和长江下游所有的人都在搬，整个中国都在动。播迁到大后方的许多人流离失所，亲人离散，冻馁道侧，死于轰炸、枪弹、刺刀之下；并未奉命撤退的沦陷区民众，则被认为贪图安逸，被“自由区”的朋友目为伪民、顺民。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走，还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而且他的家里上有老祖母、下有刚刚出生的小儿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现实。他决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本书讲述的，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留守沦陷区上海的文化抗战史。
一、历史暗夜中的自我救赎
1938年春，巴金在回答一位身处沦陷区的小读者来信时说：“这里还有一两百万中国的儿女，土地失掉了，但人民还生存着。他们仍还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敌人势力下低头的心思。但种种的关系使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是没有过错的。”翻看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发表的文章，“忏悔”“赎罪”“过错”“悔过”之类的字眼频繁出现，体现了文化人普遍的道德危机感，以及由于自我道德的拷问而引发的“罪感”心理。1938—1941年，上海大部分地区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只保留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块狂涛汹涌中的“孤岛”，王芸生《孤岛上》寄语留居的人们，“现在我们应该尽力做同胞互助的工作，救济无告的难民，以赎自己的罪孽”。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一书指出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作者群等留居上海的知识分子，在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之间的道德困境：一个人怎样才能在沦陷区活命，同时也不背叛国家和自己？
同样，在郑振铎的公开文字和日记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一种思想挣扎，他甚至有一种赎罪的焦虑感。在漫长的八年之中，许多已经迁往内地的朋友（叶圣陶、巴金、茅盾等）都曾责怪过郑振铎：为什么不到内地去？面对日军的文化暴行，郑振铎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他为自己选择的报国途径是“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当时上海各大图书馆成为敌军炮火摧残之目标，各著名大学及文化机关尽遭破坏，大学图书馆损失更多，公家劫余残书，散落于市面上。此外，沦陷区的故家旧族藏书也在源源不断流入上海，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收购，必将流出国门，最终酿成“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奇耻大辱。
郑振铎是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的一名干将，当时“打倒孔家店” 的人们把线装书全送到厕所里去，与古籍略有沾染的人都被视为封建余孽。可是，1937年年底，在全民抗战的生死关头，这样一位五四宿将不去启蒙民众投身抗日，而是转身去抢救旧书“古董”，朋友们纷纷表示不能理解。听闻郑振铎斥巨资为国家购下稀世孤本《古今杂剧》，连他最好的朋友叶圣陶都认为“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1940年7月，郑振铎在重庆出版《文阵丛刊》第1辑卷首以笔名“源新”发表《保卫民族文化运动》，号召有理智者：“在这最难艰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这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且不能与民族复兴运动脱离开来的！”主编茅盾、楼适夷在编后记中说：“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抢救民族文献，对于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有点“迂远”，巴金甚至说：“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然而，郑振铎却站在更深远的人类文明长河中拼命打捞着这些古籍文物，他并不赞同那种抱着先人之宝与敌人“玉石俱焚”的做法。他认为，沦丧的国土可以收复，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复得，毁灭了就是完全消失，无从弥补。他在抗战胜利后撰文重申过这一观点：
抗战的十四五个年头以来，国家和国民的损失，简直难以数字来估计。其中，尤以文物的损失为最不可补偿。珍宝、房屋、工厂，以及其他种种物资毁光了，都可以有办法叫敌人赔偿，房屋可以建筑得更新式，更合理；工厂可以设备得更现代化，更大，更有效力。但文物一被毁失，便如人死不可复生一样，永远永远的不会再有原物出现，而那原物在文化上，在艺术上，在学术上却是那么重要，不仅是中国先民们的最崇高的成就，也是整个人类的光荣与喜悦所寄托。它们的失去，绝对不能以金钱来估值，也绝对不能以金钱来赔偿。
抢救保全文物古籍，并非抗战时期一般知识分子认为应该担负的责任，而是郑振铎自觉承担起来的文化责任，他说：“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当全民的责任落到个人的肩膀上，而且还是在上海“孤岛”苦守的个人身上时，原来“躲避在上海”的道德负罪感之上，又多加了一层“万一失败则成罪人”的历史负担。郑振铎认为，个人作为文化的传承保存者，如果听任民族文献流出国外或者毁于战火而无所作为，那便是千秋罪人，百身莫赎。在争夺嘉业堂藏书时，面对日伪、美国势力的围堵，他说：“如此批货为外人所得，诚百身莫赎之罪人也！”他坚持不接受大后方发来的车马费，说：“负责收书，纯是尽国民应尽之任务之一，决不能以微劳自诩，更不能支取会中分文，以重罪愆。”
“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为了抢救和保全古籍，郑振铎主动过着艰苦的生活，甚至拿身家性命冒险。巴金晚年说：“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 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由于留居租界避难地，脱离了大后方的抗战集体，郑振铎始终抱有很大的内疚和负罪感，从而将抢救古籍当作一场不见硝烟的对敌暗斗，将保全民族文献视作留守“孤岛”的自我救赎与考验。他在1940 年9 月1日致“文献保存同志会”（以下亦可简称“同志会”）成员张寿镛的信中说：“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现实军事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郑振铎等人却在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以哀兵姿态主动进攻的战斗。
全面抗战八年，正值郑振铎三十九岁到四十七岁的人生黄金时期，身处漫长的历史暗夜，“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郑振铎说，“然而我不能走”。他默默承受着朋友们不理解的埋怨，始终以保存文物为己任，“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
第一章《书籍的修罗场》（一、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P29-36）
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郑振铎在上海东宝兴路的寓所沦入日人之手，两万余册唱本均丧失无遗，甚至连装书的“书箱被用刀斧斫开的不少”。他又重新积攒书籍，未曾想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硝烟方起，寄藏在上海虹口开明书店仓库的一万数千册书籍，就在8月14日那一天，被烧得片纸不存。郑振铎站在静安寺庙弄的家中，远望——
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燋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
兵火世难，必然是书籍的修罗场。各地的公立图书馆以及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华北各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在炮火以及敌人的掠夺中，大都沦亡。战前中国共有三千七百四十四家图书馆，至1937年底，损失达两千一百六十六家之多，损失图书接近九千万册，而这只是官方图书馆系统的数据，不在统计范围的、遍布全国的私人藏书在此次浩劫中更是丧失殆尽。
1937年8月起，上海各家旧书店纷纷抛售书籍，在河南路两旁人行道上摆设地摊，不知情者还以为他们的货物是趁乱打劫的劫盗物，其实是书店“将多年无人顾问之烂书，陈列求售，冒充外行以欺外行也”。随着战局进一步紧张，“数星期后，炮声更响，机飞更狂，而真正之劫货发现矣”［1］。公共租界的北京路、法租界的霞飞路等大道通衢，满地皆是劫物与书籍。不论木版铅印，书本论斤计价，每斤低至数分钱至一二角。以前热衷于收书的郑振铎，对此却无心无力顾及，面对触目惊心的“书厄”，“我在打算着该怎样尽力于这个大的生死存亡的民族战”［2］。
他知道，书生报国，只能从尽力不让书籍罹难做起。
一、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
小说戏曲说唱等俗文学文献，在中国古代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公私藏家甚少着眼。以王国维、吴梅、马廉、郑振铎为首的一批民国学者，为了配合学术研究而大力搜访此类古籍，逐渐带动起俗文学文献的整理收藏风气。其中，郑振铎（字西谛）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留意购求“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宝卷、弹词”，其家藏曲籍被誉为“海内私家之冠”。在1937年的书劫之中，虽然他的大多数古书尽毁于此役，所幸俗文学类古籍因存放于家中以便随时翻阅，得以从炮火中幸存。现在他需要抓紧为这些珍本寻找稳妥的藏处。花了十天时间，将多年苦心搜购的家藏戏曲善本整理出《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下文简称《西谛目》）与《西谛所藏散曲目录》（下文简称《散曲目》），8 月24 日，郑振铎在前书跋语中自述编目的缘由：
抗战方始，此区区之幸免者，又安能测其前途运命之何若耶！唯中不乏孤本、稿本、历劫仅存者，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爰竭数日之力，先写定所藏善本曲目如右。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摒去不录。呜呼！书生报国，不徒在抱残守阙。“百宋”“千元”之弘业，当待之驱寇功成之后。
郑振铎拿着这两份手写目录，委托上海山东路一家刻字铺为其开刻雕版，一个多月方告完工。他本来打算自己刷印，无奈技术有限，“竟不能成一叶”，只好委托朋友将木版送到荣宝斋的上海办事处刷印。先用朱砂刷印了二十余册“红印本”，再用蓝靛刷印二十余册“蓝印本”。
在炮火连天的战区，当大部分人或逃难或闭门不出的时候，郑振铎为何如此大费周章付印私家藏书目录？而且还是选择最为耗时费力的刻木雕版？其实，这两个曲目，是郑振铎写给未来研究者的古籍索引目录。目中著录四百余种罕传善本，可以窥见郑振铎作为学术研究与收藏鉴赏大家的风范，尤其是《酹江集》《柳枝集》《蓝桥玉杵记》等明版插图戏曲本，更系郑振铎十余年苦心搜集所得稀见善本。文献名家赵万里在北平图书馆馆刊撰文称：“统观全目，足称大观，亦研究戏曲史之重要资料也。”
这两个曲目也是郑振铎给自己留下“曾经拥有”的一个纪念。他在1937年8月大概已经认清战局趋势，因此计划将这些珍本出售给公家，这样既是保存文献，也可解燃眉之急。他在《售书记》一文中描述这种“去书”的锥心之痛：
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的在编目，在出售；不断的在伤心， 有了眼泪，只好往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的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
抗战时期，古籍，尤其是有版本价值的古书，其实还是一种类似于黄金的硬通货。郑振铎又是著名的学者兼藏书家，幸好还有书，帮他度过了艰难的八年。1940 年1月，当得知自己被日伪特务通缉而预感到前途不妙时，他“睡在床上，独自默念着：家藏中西图书，约值四五万元，家人衣食，数年内可以无忧”。文人视书籍为第二生命， 然而，到了非售书不足以维持有形的身体和无形的气节的时候，也只有忍痛割爱了。全面抗战八年，郑振铎时不时卖书以维持一家人生计，为此编写了八部“待售书目”。其子郑尔康在《父亲与书》中回忆道：“把花尽心血买来的书又卖掉，对父亲是最大的痛苦。每逢卖书的前夜，在小楼上昏暗的灯光下，父亲默默地打点着一捆捆第二天就要和他分离的书，编写着出售的书目。”
编制古籍目录，也是郑振铎的一种治学方式。1942—1945年，蛰居中的郑振铎专心罗致一般藏书家不太瞧得上的清代文集，节衣缩食，甚至举债、售去他书，务求购得南北各书店在售的清人文献。他认为清道光时期所刊书在太平天国之变中，往往刊成即毁于兵火，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所印书则因为印数不多加上时代晚近，反而易遭毁弃，因此清中叶以后的书籍远比元明文献更为难求——
古书日少，劫火方红。前之不易得者，今固尤甚，而前之易得者，今亦成为难见之书矣。
抱着为了未来研究者保存学术史料的目的，去博访广收这些相对冷门的晚近文献，郑振铎的识见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一味追求宋元珍本的藏书家。他提出“晚清诸家集，亦足以考见近百年来之世变”，“而专治一经一史或一专门之学者，其亦必将有取于斯无疑也”。正是出于这种为后世子孙保存史料的责任感，郑振铎在上海全面沦陷的三年间，凭一己之力从劫火中搜集了八百三十六种清代文集，他说：“予之致力于斯，殆为后人任其艰辛耳。世变方殷，劫火未烬，念集之之不易，乃不能不虑及保存之方。”他再一次为这些文集题写提要和编目，其宗旨也在于保全和整理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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