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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打破精神疾病污名，直面我们的时代症候。
在这个心理问题频发的时代，我们越来越需要了解精神疾病。到底什么是精神疾病？这种病真的能治好吗？正常和精神疾病的界限在哪里？大脑和心灵，哪个才是精神疾病的原因所在？精神疾病患者是该服用药物，还是该改变思想？……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到本书中寻找。
2、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前主席专业解读 亲身经历，破除对精神疾病的常见误解。
杰弗里·A. 利伯曼曾任精神病学领域全球顶级机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的主席，亲身参与和见证了精神病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与许多教科书式的人物有过交往，如认知行为疗法创始人亚伦·贝克、现代精神病学诊断之父罗伯特·斯皮策；此外，他在精神病学领域有过数十年的研究和执业经历，获奖众多，帮助许多患者走出精神疾病的阴霾。
3、奇闻轶事 真实案例，像讲故事一样带你回顾精神病学一百多年来的弯路和进步。
从诱导患者腹泻、睡觉、昏迷和痉挛，把患者固定在椅子上疯狂旋转，在病人的头骨上钻个洞，到使用电击和药物……本书毫不避讳人类探索精神病以来荒诞无稽的“黑历史”，更热情地展示一代代先驱在这条艰难之路上取得的种种成就，有时令人发笑，有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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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到底什么是精神疾病？它离我们有多近？正常和精神疾病的界限在哪里？大脑和心灵，哪个才是精神疾病的原因所在？精神疾病患者是该服用药物，还是该改变思想？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杰弗里·A. 利伯曼，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前主席，在精神科执业多年，亲身参与了这个神秘学科的变革和发展，他用人物轶事、临床案例、科普知识串联起精神病学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犀利幽默而又发人深省。从让患者感染疟疾，到在病人的头骨上钻个洞，再到使用电击和药物……本书毫不避讳人类探索精神疾病以来荒诞无稽的“黑历史”，更热情赞颂一代代先驱在这条艰难之路上取得的种种成就，并用富于同情心的分析澄清了外界对精神病、精神疾病患者和精神科医生的误解与迷信。
多一人了解精神疾病的真相，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就会少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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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杰弗里·A. 利伯曼（Jeffrey A. Lieberman）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教授，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院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前主席，在圣文森特医院和纽约医学院医疗中心执业多年。主要研究精神分裂症和相关精神疾病及其神经科学和药理学治疗，获脑与行为研究基金会的精神分裂症研究利伯奖，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阿道夫·迈耶奖，以及全国精神疾病联盟的科学研究奖等多项荣誉。
奥吉·奥加斯(Ogi Ogas)
美国神经学家、科普作家。
【译者简介】
胡敏
职业翻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MTI 口译专业，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国际公共政策专业理学硕士，中国外文局翻译院全国多语种翻译人才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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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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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 引言 埃琳娜出了什么问题？
第一部分
诊断
013 — 第一章 医学的继子：催眠师、隔离医生和精神分析师
045 — 第二章 沿着花园小径：精神科医生的崛起
080 — 第三章 什么是精神疾病？诊断大杂烩
107 — 第四章 摧毁伦勃朗、戈雅和梵高：反弗洛伊德派前来 救援
第二部分
治疗
139 — 第五章 孤注一掷：发热疗法、昏迷疗法和前脑叶白质 切除术
159 — 第六章 妈妈的小帮手：医学的降临
第三部分 精神病学的重生
189 — 第七章 走出荒野：大脑革命
222 — 第八章 士兵之心：创伤的谜团
250 — 第九章 多元化的胜利： DSM-Ⅴ
269 — 第十章 去除污名：精神病学的未来
292 — 后记
294 — 致谢
298 — 文献来源和补充阅读
306 —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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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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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埃琳娜出了什么问题？
任何去看精神科医生的人都应该检查一下脑子。
——塞缪尔·戈尔德温
几年前，一位大名人——我们暂且称之为康威先生——不情愿地带着22岁的女儿埃琳娜来见我。康威先生解释说，埃琳娜的成绩不知为何突然下降，所以她从耶鲁大学休学了。康威夫人点头称是，补充说埃琳娜的懈怠源于“缺乏动力、不自信”。
为应对女儿面临的问题，康威夫妇雇了一大批激励专家、人生教练和家庭教师。尽管配备了昂贵的顾问团队，但埃琳娜的行为还是没有改善。事实上，一位家庭教师甚至主动提出（考虑到康威先生的名人身份，他犹豫再三）“埃琳娜有问题”。康威夫妇认为这位教师的担忧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于是继续找法子帮女儿“摆脱郁闷”。
他们转向自然疗法和冥想，但这些方法也不奏效，于是又花大价钱试了催眠和针灸疗法。事实上，他们一直竭力避免去精神科看看，直到发生了“那件事”。
在乘坐纽约地铁前往上城区与母亲共进午餐的路上，一名身着假鳄鱼皮夹克的秃顶中年男子贸然与埃琳娜搭讪，接着诱使她下了地铁。埃琳娜没有知会母亲就放弃了午餐的约定，跟随他去了下东区的破旧地下室公寓。当男人正在厨房为埃琳娜准备酒水的时候，她终于接了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的母亲都快急疯了。
得知埃琳娜在哪里后，康威夫人用快捷键拨通了警察的电话。警方迅速赶到，把埃琳娜带回父母身边。埃琳娜没有抗拒母亲的突然干预；实际上，她似乎对这件事无动于衷。
康威夫妇很爱女儿，由衷地担心她的健康，这一点在他们来我在曼哈顿的办公室讲述这些事时显而易见。作为两个儿子的父亲，我能够很容易地理解他们的担忧——怕什么事会发生在女儿身上。撇开担心不谈，他们还明确表示对是否需要我的服务存有疑虑。康威先生一落座，第一句话就是：“我得告诉你，我真不觉得她需要看精神病医生。”
我所投身的职业仍然是医学里最不受信任、最令人恐惧、最受诋毁的专业。没有反心脏病学运动呼吁消灭心脏病医生，也没有反肿瘤学运动抗议癌症治疗，可反精神病学运动声势浩大，要求减少、限制，甚至剿除精神病医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和纽约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首席精神科医生，我每周都会收到充斥着尖锐批评的电子邮件：
“你们伪造诊断，只是为了让大型药企牟利。”
“你们把完全正常的行为称作疾病，就是为了合理化你们的存在。”
“精神障碍完全是无稽之谈，那叫多元心态。”
“你们这些江湖郎中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我敢肯定：你们的药会摧毁人的大脑。”
这些怀疑派人士不会指望用精神病学来解决精神健康问题，他们认为精神病学本身就是精神健康问题。世界各地的人都对“精神病医生”（shrink，这是我这个行业中最常见的贬称）满腹狐疑，觉得我们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庸医。
我对康威夫妇的怀疑不以为意，开始对埃琳娜进行评估。我询问了她的病史，还问了她父母一些关于她的履历和医疗的细节。我了解到，埃琳娜是康威家四个孩子里年龄最大、最聪明，看起来潜力最大的那个。她的父母伤感地告诉我，埃琳娜的生活一直顺风顺水，直到在耶鲁大学读大二那年。
大一的时候，埃琳娜开朗、合群，受人欢迎。几个月内，埃琳娜慢慢不再同朋友和父母讨论联谊会以及中意的男孩子。她开始奉行严格的素食主义饮食，还痴迷于卡巴拉教1，坚信其中的秘密符号能带她了解宇宙。她时常逃课，成绩一落千丈。
起初，埃琳娜的父母并不担心这些变化。“孩子们需要空间来探寻自我。”康威夫人说。“我在她这个年纪也是按自己的节奏走的。”康威先生对此表示赞同。但接到耶鲁大学健康服务部打来的电话后，埃琳娜的父母终于开始担心了。
埃琳娜指控联谊会的女孩取笑她，还偷了她的一只金手镯。但学校管理人员询问埃琳娜所在联谊会的姐妹时，她们否认有任何霸凌行为，坚称从未见过那只手镯。不过，她们倒是注意到埃琳娜的行为愈发奇怪。有位教授甚至因为埃琳娜对一道试题的回答感到担忧。考题要求阐述詹姆斯·乔伊斯1的意识流技巧，埃琳娜答道，乔伊斯的文学风格是“一种向特定读者传达特殊信息的代码，通过宇宙的精神力量将智慧植入他们的头脑”。
之后，康威夫妇让埃琳娜休学了，开始给她安排私人教练和新时代的种种疗法，直到后来有位朋友推荐了曼哈顿的一位著名心理治疗师。这位社会工作者因推崇绝对非医学的精神疾病理论模式而闻名，她将心理问题称为“精神路障”（mental roadblocks）。治疗中，她倾向于使用一种自创的对抗性谈话疗法。她对埃琳娜的诊断是“自尊心失调”，随后开启了一系列昂贵的疗程，一周两次，以帮助埃琳娜移除路障。
持续了整整一年的对抗性疗法并没有带来任何进展。康威夫妇又找了一位整体治疗师。他给埃琳娜开了通便、素食和冥想的方子。尽管他的努力创意十足，但埃琳娜还是情感疏离、精神混乱。
后来就发生了陌生的猥琐男子诱拐未遂的事件，这逼得康威夫妇不得不正视糟心的事实：女儿似乎对跟好色之徒回家的危险毫无察觉。此时，心急如焚的家庭医生恳求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带她去看真正的医生吧！”随后，他们找到了我。
与埃琳娜的父母结束面谈后，我请求同他们的女儿私下交谈。他们离开了办公室，我独自与埃琳娜待在一起。她身材高挑，苗条，皮肤苍白，金色长发缠在一起，很久没有洗过了。之前，当我和她父母交谈时，她在走神，像一只懒散的猫。现在我直接与她交谈，她的目光随意地四处游荡，好像觉得天花板上的电灯比眼前问话的人更值得关注。
我不觉得受到了忽视，反而发自内心地担忧起来。我很熟悉这种空洞而漫不经心的凝视，一位同事称之为“注意力分散”。这表明埃琳娜关注的是脑海中的事，而不是房间里正在发生的事。思忖着埃琳娜注意力分散的情况，我问她感觉如何。她指向我办公桌上一张我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我认识他们。”她的声音柔和又单调，像吊扇发出的嗡嗡声一样。我问她怎么会认识他们，她打断了我的话：“我得走了，我约了医生，要迟到了。”
我表示鼓励地笑了笑：“这就是你预约的会面，埃琳娜。我是利伯曼医生，你父母安排了这次会面，看看我是否能帮助你。”
“我没问题，”她淡淡地轻声答道，“我感觉很好，只是我的姐妹一直取笑我，还破坏我的艺术作品。”
我问起学校的情况，问她为什么休学，她突然说，她对学校不感兴趣了，她想探索神力的秘密源泉，拯救世界。她相信上帝在她父母的身体里安放了天使，以指引她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
“你的秘书也知道这件事。”埃琳娜补充说。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进来的时候，她朝我微笑了。那就是信号。”
精神科医生将这种妄想归类为“自恋型”（将随机外部事件与自己联系起来）和“夸大型”（赋予平凡的事件超凡的目的），称其为施耐德症状—以德国精神科医生库尔特·施耐德（Kurt Schneider）的名字命名，他在20世纪40年代首次将其描述为精神疾病的特征性症状。初步看来，这一系列表现和行为强烈指向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这是最严重、最危险的精神疾病，也是我研究了三十年的疾病。
我害怕告诉康威夫妇这个消息，与此同时，我也感到震惊和悲伤：这个曾经活泼的女孩可能已经患上这种高度可治疗的疾病三年之久了，却一直在各种无用疗法间被推来搡去。更糟糕的是，因为竭力回避正规的精神疾病治疗，埃琳娜的父母将她暴露在真正的危险之下：首先，她可能因判断力受损而做出灾难性的决定。其次，现在我们知道，精神分裂症如果得不到治疗，还会逐渐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就像没有更换机油的汽车发动机一样。
我把康威夫妇请回办公室。康威夫人用手指敲着椅子，轻松地问道：“那么，您的结论是什么？”我告诉他们，只有经过进一步检查我才能完全确定，但看起来他们的女儿很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每一百人中约有一人患有这种脑部疾病。坏消息是，这种疾病严重、反复且无法治愈。好消息是，通过正确的治疗和持续的护理，她有很大机会康复，能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甚至重返校园。我知道接下来的部分会比较棘手：我直视康威先生和康威夫人的眼睛，力劝他们即刻送女儿入院。
康威夫人大声喊叫，声音中尽是反对和难以置信。她的丈夫摇头表示反对，咆哮道：“她不需要住院，天啊。她只需要集中注意力，振作起来！”我坚持认为，埃琳娜需要持续的监护和治疗才能安全地恢复理智，并指出，如果不马上治疗，可能还会发生像地铁事件那样的危险情况。最后，他们缓和了态度，同意将她送入纽约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科病房。
我亲自监督了埃琳娜的治疗。我让人给她做了血液检查、脑电图、磁共振成像和神经心理评估，以排除病情的其他成因，然后开了利培酮。这是一种高效的抗精神病药物，副作用较小。同时，在社会化小组中，治疗师帮助她提高社交技巧。认知疗法增强了她的注意力和专注力。日常生活技能指导培训帮助她改善了卫生和仪表。经过三周的药物治疗和特别护理，埃琳娜渐渐不再关注宇宙符号，她的天性开始显现出来：开朗，聪明，有一种俏皮的幽默感。她为近来的行为感到尴尬，强烈渴望重返校园，回到纽黑文的朋友们的身边。
埃琳娜的病情得到显著改善，这证明了现代精神病学的力量，我迫不及待想看到她与父母团聚。康威夫妇非常高兴能把女儿带回家，我甚至看到康威先生在送女儿接受治疗后第一次露出笑脸。
但当我们的治疗团队与康威夫妇会面，讨论埃琳娜的出院计划和后续门诊治疗时，他们不相信埃琳娜的显著改善是因为她接受的医学治疗。果然，几周后，门诊告诉我埃琳娜不来了。我联系了康威夫妇，恳求他们让埃琳娜继续接受治疗，我坚称，如果不治疗，她肯定会复发。二人虽然对我的帮助表示感谢，但断言他们知道怎么做对女儿是最好的，对女儿的治疗他们自有安排。
事实上，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康威夫妇对精神科医生的反感可能会激起我的同情，甚至共鸣。那时我还在医学院，治疗我的第一批病人。当时，所有主要的精神病学机构都被意识形态和似是而非的科学所笼罩，陷入了伪医学的困境，一切要职均由弗洛伊德的信徒掌权。但康威夫妇为埃琳娜求医发生在21世纪。
今天的精神病学能够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科学、人道且有效的治疗，这在精神病学漫长又臭名昭著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我在精神病学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关头出任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简称APA）主席。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在科学无涯的荒野里经历了漫长的漂泊后，精神病学终于在医学界占得应有的地位。在新研究、新技术、新洞见的助力下，今天的精神病学不仅有能力从阴影中崛起，还有义务站起来，向世界展示它复活的光芒。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报告称，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患精神类疾病；比起其他任何一门医学专业，你更有可能需要精神病学的帮助。然而，和康威夫妇一样，有太多人蓄意回避这种已被证实可以缓解症状的疗法。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第一个承认：在遍布的对精神病学的污名中，有很多实属自食其果。如此多的人会尽其所能地避免去看精神病医生，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我认为，要让公众认识到精神病学已经摒弃黑暗，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承认我们犯过的种种错误，毫无保留地分享我们是如何从不光彩的过往中走出来的。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秉笔直书精神病学史。骗子也好，江湖郎中也罢，所有让人不安的疗法、荒谬的理论，通通如实记录。真正的科学的胜利不多见，名副其实的精神病学英雄更是凤毛麟角，这种状况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改善。诸如心脏病学、传染病学和肿瘤学等兄弟专业的历史多是记叙稳步的进展，不时伴随一些重大突破，然而精神病学的故事则主要由错误的开端、长期的停滞以及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的状况构成。
但精神病学的完整故事不只是一部满是稀奇错误的黑色喜剧。这也是一个侦探故事，有三个深刻的问题推动着剧情发展，它们困扰着、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精神科医生：精神疾病是什么？它从哪里来？还有，对所有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学专业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治疗精神疾病？
从19世纪初到21世纪初，每一代新的精神病学侦探都挖掘出了新线索，错误地追逐着闪闪发光的红鲱鱼，最终就精神疾病的基本性质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让精神病学在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间摇摆不定。钟摆的一端认为精神疾病是心理问题，另一端认为精神疾病是大脑问题。遗憾的是，没有哪个医学专业的基本假设经历过如此极端的波动，这种反复无常促成了精神病学“医学界害群之马”的名声，医生、患者嗤之以鼻。尽管有万般错误线索和死胡同，但精神病学的侦探故事最终走向了令人欣慰的结局，难以破解的谜团逐渐被阐明。
在本书中，你还会认识一些倒戈投敌之辈和卓识远见之人，他们勇敢地背离了当时的主流信念，为的是改变精神病学四面楚歌的境地。这些英雄高喊：精神病医生不是江湖郎中，而是一类独特的正经医生。
得益于这些开创性的胜利，今天的精神科医生终于明白治好精神疾病需要同时拥抱心理和大脑。精神病学不同于其他医学专业，它超越了单纯的身体医学，触及关乎人的身份、目的和潜力的根本问题。它建立在一种全然独特的医患关系之上，因为精神科医生往往能了解到患者的私人世界和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他们最隐秘的耻辱和最珍贵的梦想。这种关系的亲密性使精神科医生对病人的福祉负有重大责任，一种他们常常没能履行好的责任—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了。现代精神科医生终于有办法帮我们摆脱精神混乱的迷宫，踏入清明、关怀与疗愈之地。世界需要一种有同情心的、科学的精神病学，我在这里告诉你，虽然没有太多的公开宣传，但这样的精神病学终于来临了。
我来和你分享分享，精神病学走到今天到底有多难……
第十章 去除污名：精神病学的未来（节选）
我们需要家人和朋友理解：有一亿美国人患有精神疾病，他们不是迷失的灵魂、无望的失败者。我们完全有可能好转，过上幸福的生活，并建立有意义的关系。
——国会议员帕特里克·J. 肯尼迪谈被诊断患有躁郁症
为什么人身体的其他器官生病了会得到同情，唯独大脑不会呢？——鲁比·瓦克斯
藏在阁楼里
我很幸运，我亲历了我所从事的医学专业历史上最急剧、最积极的巨变，我见证了它从精神分析派的异教逐步转变为基于大脑的我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不久后，有人请我给 66岁的金太太会诊。她因严重的皮肤感染入院，看起来长期未接受治疗。这令人费解，因为金太太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境富裕。她毕业于医学院，她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亚洲实业家，按理说她可以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
我与金太太交谈后，很快明白了为什么医院请一名精神科医生去看皮肤感染的病人。我试着问她感觉如何，她却开始胡乱大喊，还做出奇怪、愤怒的姿势。我不说话，默默地观察她，发现她在和自己说话——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在和不存在的人对话。我无法与她沟通，于是我要求和金太太的家人聊一聊。第二天，她的丈夫和一双成年儿女不情不愿地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反复劝说之后，他们透露，大约 40 年前，金太太从医学院毕业不久后就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她的病让家人蒙羞。尽管家境富裕，资源丰富，但金太太的父母和丈夫从未替她寻求任何治疗。相反，他们决定竭尽所能防止外人发现她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们在宽敞的家中隔了一间厢房出来，有客人登门时就把她关起来。她很少离家，从不长时间外出—直到后来患上了皮疹。家人试遍了各种非处方药，希望能解决这一问题，但皮疹蔓延并引发感染后，他们害怕了，给家庭医生打了电话。当看到金太太的身上布满脓肿时，家庭医生恳求她的家人送她去医院，诊断结果是严重葡萄球菌感染。
我目瞪口呆，复述了一遍刚才听到的事实——过去30多年里，他们沆瀣一气，让金太太远离外界，避免家丑外扬。他们毫不羞愧地一致点了点头。我难以置信——这简直是夏洛蒂·勃朗特小说里的情节，不该发生在21世纪的纽约。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拒绝给她治疗的决定残忍且不道德——虽说，不幸的是，这种行为并不违法，我敦促他们让我们将她转到医院的精神科接受治疗。他们满腹狐疑地讨论了一番，随后拒绝了。
他们告诉我，即使金太太能够被治愈，由此产生的后果对他们的生活和社区地位也太具破坏性。他们得向朋友和熟人解释，时隔多年，金太太为何突然在公共场合再度露面—而至于金太太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言行，谁知道呢？金家认为精神疾病的污名太过可怕，宁愿任由这位曾经聪明伶俐、身体健康的女性继续精神失常，没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大脑不可逆地恶化，也不愿面对承认她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后果。
几代人前，精神疾病治疗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诊断标准不可靠，精神疾病理论僵化。如今，最大的障碍不是科学知识的鸿沟或医学能力的不足，而是精神疾病的社会污名。不幸的是，历史上精神病学历经了种种失败，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医学继子，如今这个污名已站不住脚，但还是留存了下来。
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对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性取向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但作为一种每四人中就有一人面临的非自愿的医学状况，精神疾病仍然被视为耻辱的标志，患者仿佛被戴上了红字“疯子”“神经病”“脑子有毛病”。想象一下，如果你受邀参加朋友的婚礼，却突然抱恙。你更愿意说你是因为肾结石……还是因为躁狂发作，所以去不了？你是宁愿道歉，然后以腰部扭伤为借口……还是说你恐慌发作了？你是更愿意说自己得了偏头痛……还是说自己因酒醉而难受？
我几乎天天都会遇到这种羞耻和敏感的例证。来我们精神科看诊的许多患者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愿走医疗保险，因为他们担心被别人知道。还有一些患者不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科门诊看病，也不愿去纽约州精神病学研究所找我看诊，而宁愿去没有任何医学专业标识的私人诊所。很多患者经常从南美、中东或亚洲飞到纽约找我们看病，为的就是确保本国没有人会发现他们在看精神科医生。
几年前，我在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场午宴上发表了一次关于精神疾病的演讲，为精神病学研究筹集资金。随后，我四处走动了一下，同参加活动的人寒暄。这些聪明、成功、外向的人都是萨拉·福斯特请来的，她是一位社交名流，她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高三那年自杀。他们品着清炖三文鱼，啜着夏布利干白，公开赞扬萨拉为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所付出的无私努力—尽管他们之中没有人承认自己有跟精神疾病打交道的直接经验。事实上，他们对精神疾病的看法就像看待苏丹的种族灭绝或印尼的海啸一样：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公众关注，但与赞助人自己的生活相去甚远。
几天后，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位参加者的电话，她是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问我能否帮帮她。她好像对工作提不起兴趣，难以入眠，经常变得非常情绪化，甚至还会哭泣，她问我她是不是在经历中年危机。我同意见她，最后我诊断出她患有抑郁症。但在约定与我见面之前，她坚持要我完全保密—并补充道：“请你别跟萨拉说这件事！”
次日，我接到另一位参加者的电话。这位女士在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工作，她 20 多岁的儿子从研究生院辍学，出来创业，她很担心。尽管她赞赏儿子的创业精神，但这款旨在消除世界贫困的新软件是他在一段行为古怪、失眠的时期构思出来的。经过评估，我的初步怀疑得到了证实：她儿子正处于躁狂发作的初期阶段。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接到了更多萨拉邀请的参加者的电话，他们为有成瘾问题的配偶、有焦虑症的兄弟姐妹、患有痴呆症的父母、有注意力问题的小孩和仍然住在家里的成年子女向我寻求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萨拉午宴的客人中有半数联系了我，其中还包括作为活动举办地的餐厅的老板。
这些人都受过教育，见多识广，能够负担得起钱能买到的最好的健康护理服务。要是呼吸困难或长时间发热，他们可能会向私人医生寻求帮助，或者至少会找最好的转诊医生。然而，精神疾病的污名让他们一直竭力避免寻求医疗帮助，直到后来在社交场合碰巧遇到一位精神科医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是应朋友之邀来参加那场筹款活动的，这位朋友致力于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但他们之中谁都不希望萨拉知道自己的问题。
现在，终结污名的时机终于到来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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