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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为一本关于两晋南北朝历史的普及读物，分别从时代特色、八王之乱、西晋灭亡、东晋“门阀政治”、清谈、淝水之战、汉化改革、尔朱氏集团、南朝荒主与宫廷政变、侯景之乱等角度叙述并评析，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且真实的两晋南北朝。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相较于前两版，最大区别在于对东晋“门阀政治”的看法，对传统观点进行重新思考。作者认为东晋百年历史，其基本政治形态仍然是皇权政治，而非所谓的“门阀政治”。东晋作为秦至清两千多年“皇权—吏民社会”的一个时段，仍然是皇权政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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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文才（1969—），男，江苏东海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8年—1998年，先后就读于扬州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于1998年7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3年晋升教授。
长期从事汉唐史及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近年亦曾涉猎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探索。
先后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文史》《文献》《汉学研究》《史学月刊》《江海学刊》《河北学刊》《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出版专著、文集8部。
著作《两晋南北朝十二讲》获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获河北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曾先后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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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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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乱世流离 劳燕分飞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色
一、纷繁芜杂的历史头绪
二、诡异杂乱的史料记录
三、波涛汹涌的移民浪潮
四、血腥多变的政治局势
第二讲 煽风速祸 咎在八王
——“八王之乱”与西晋短命而亡的原因
一、说“八王之乱”与皇后贾南风
二、辩“八王之乱”之始作俑者
三、析“宗王出镇”与“八王之乱”之关系
四、论“八王之乱”与西晋短命而亡
第三讲 君臣共治 皇权至尊
——东晋“门阀政治”说献疑
一、“门阀政治”概念的定义是什么
二、士族与皇权“共治”就是“门阀政治”吗
三、士族“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就是“门阀政治”吗
四、东晋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什么
第四讲 清谈名士 魏晋风度
——魏晋南北朝士人的精神世界
一、何谓清谈
二、如何清谈
三、清谈名士
四、清谈误国
第五讲 淝水之战 以弱胜强
——兼论南北战争与南北政治形势
一、淝水战前的南方形势
二、淝水战前的北方形势
三、秦晋战争与淝水决战
四、淝水之战的性质影响
第六讲 文明诱惑 步履维艰
——十六国北朝前期的曲折汉化历程
一、胡族汉化
二、胡汉分治
三、拓跋鲜卑的早期汉化
四、崔浩事件
——北魏太武帝时期的汉化与反汉化
第七讲 移风易俗 走向文明
——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
一、冯太后与献文帝的权力争夺
二、冯太后改革
三、迁都洛阳
四、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及其评价
第八讲 衣冠涂地 人神共愤
——尔朱氏集团兴衰的政治与文化考察
一、平城时代到洛阳时代的尔朱氏
二、尔朱氏集团之兴起
三、尔朱氏集团之衰败
四、尔朱氏兴衰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第九讲 帝王无情 血染皇冠
——南朝“荒主”与宫廷政变
一、刘宋“荒主”何其多
二、齐、陈“荒主”何其冤
三、赵翼论点何其偏
四、最是无情帝王家
第十讲 历数斯穷 盖亦人事
——梁武帝政治与“侯景之乱”
一、萧梁建国
二、梁武帝其人其政
三、侯景之乱
四、“侯景之乱”与南北政局
第十一讲 寺观林立 庙宇满城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与社会
一、佛教与东晋南朝的政治
二、佛教与十六国北朝政治
三、魏晋南北朝的反佛斗争
四、东晋南朝巴蜀佛教信仰
第十二讲 北骑山岳 南帆江湖
——论南北朝社会的差异
一、南北朝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
二、南北朝门阀士族的差异
三、南北朝兵制的差异
四、南北朝学风的差异
第二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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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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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言
这是拙著《两晋南北朝十二讲》的第三个版本。自 2009 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至今，已然 16 个年头了；距 2018 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修订版），也已过去了 7 年。回想起来，觉得还是有些话想说。
拙著能够一再修订出版，是当初写作时所未曾想过的，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否会得到读者的认可。但有一点却是我始终坚信的，那就是一本书的价值如何，最终都应该由广大读者做出评判。任何一本书，无论作者本人如何自诩，最有发言权的永远都应该是读者，若读者不买账、不认可，那都只能是毫无意义的自卖自夸。幸运的是，拙著蒙读者不弃，从而获得再版、三版的机会。当然，我更希望读者朋友今后还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拙著，从而让我有继续修订改进的机会。读者朋友所提出的批评意见和改进建议，皆是鼓励我勉力修订拙著的动力。
拙著第一版于 2009 年出版后，先是被台湾地区《历史月刊》全文转载了其中的第一讲和第十一讲，后又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上传至懒人听书、喜马拉雅等听书网站，并得到了读者朋友的认可和表扬，其中也有一些善意的批评。
第二版于 2018 年出版后，继续得到读者朋友的支持和好评。2020 年我抱着支持单位科研工作的态度，以修订版申报了江苏省第 16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幸运地获得“普及成果”类一等奖，实属意外之喜。本届同类奖项的一等奖，全省一共三项，相较于另外两位获奖者身在 985 名校，又是学界“大拿”，我这个出自三流高校的后生晚辈，能够忝居一席，其中之艰辛不易，属实一言难尽。
大约在 2021 年前后，又有出版社的朋友主动与我联系，说他们想再版该书，并询问版权事宜。因当时距离第二版的十年版权期到期尚远，故未敢应承此事。如今距离版权期满还有两年左右，便尝试与前面的合作伙伴商议，询问提前解约的可能性。经过友好协商，终以舍弃部分权益的方式而获准提前解约，这里首先要向曾经的合作伙伴表示感谢。
修订第三版的想法，从第二版问世后就产生了，主要是我对第二版的修订不甚满意。实事求是地说，第二版相较于第一版，确实有所改进，但并无实质性的提高，而且还有文字错讹漏衍、行文表述不够雅驯、语言表达欠准确、名词释义有分歧易致费解或误解等问题。从网络等渠道所搜集的读者反馈意见来看，尽管多数意见给予了肯定，确实也有读者朋友指出了书中的一些疏误，并对影响阅读效果的夹注方式提出了不同意见。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在想，如果将来有机会再
次修订出版，首先要用心采纳读者朋友的批评意见，尽可能地减少和消除第二版
中所存在的瑕疵。
不过，促成我修订第三版的最重要原因，是近年来我的历史观有了重大变化。从 2018 年以后，我对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的认识和理解逐渐发生了变化。2020 年随着业师黎虎先生《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一文的发表，我便完全接受了他关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指导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了重新思考。以魏晋南北朝而言，不仅澄清和否定了从前的一些错误认知，而且对这个时期的许多重要问题也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如今迎来第三版修订的机会，也让我有条件将近年来的一些最新思考成果呈现给读者朋友。乐乎哉，幸甚至哉！
此番修订的第三版，相较于前两版，其变化之大，谓之有质的差别亦未尝不可。本书内容与观点所发生的质性变化，完全是由指导思想的变化所决定的。本书对所述魏晋南北朝重大历史问题的新思考和新诠释，都是在前述黎虎先生新史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下进行的。
其中最大一处变化，是替换了前两版的第三讲《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构造》，改为新的第三讲《君臣共治 皇权至尊——东晋“门阀政治”说献疑》。前两版都是赞同东晋“门阀政治”说的，而今第三版则是否定了东晋“门阀政治”说。这是因为经过近几年的思考和学习，我对于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和以前相比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对占据学界主流的“东晋门阀政治”说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东晋社会是所谓门阀政治时代的观点，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史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东晋百年历史，其基本政治形态仍然是皇权政治，而非所谓的“门阀政治”。东晋作为秦至清两千多年“皇权 - 吏民社会”中的一个时段，仍然是皇权政治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基本性质是“皇权-吏民社会”，作为本书的基础性理论前提，不仅是贯穿新第三讲的指导思想，也是贯穿全书的指导思想。全书十二讲都是在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为“皇权-吏民社会”这一史学理论框架下所做的重新思考，并据此对前两版与这一理论相悖的相关论点进行了修正。
例如，第八讲《衣冠涂地 人神共愤——尔朱氏集团兴衰的政治与文化考察》，其中对于“六镇之乱”性质的认识和理解便是如此，既不认可“六镇之乱”的性质为农民起义这一传统观点，也不同意由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汉化与反汉化两种势力斗争的看法，而是在“皇权 - 吏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做出了全新阐释。“六镇之乱”的性质作为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本质上来说，乃是由北魏皇权与吏民这一主要社会矛盾关系激化所导致的吏民反抗运动：一方面，起兵反抗的六镇城民，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无论是汉化还是胡化，他们都是北魏皇权统治下的吏民；另一方面，六镇军府作为北魏管理六镇地区的地方机构，其长官无论是汉人还是胡人，也无论他们汉化还是胡化，他们都是北魏皇权在六镇地区的政治代表。因此，六镇军府与六镇城民之间的矛盾，就是北魏皇权与吏民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乃是皇权与吏民这一主要社会矛盾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故“六镇起兵”的性质，就是六镇吏民不堪北魏皇权的剥削压迫从而起兵反抗北魏皇权统治的吏民起义。
第六讲《文明诱惑 步履维艰——十六国北朝前期的曲折汉化历程》、第七讲《移风易俗 走向文明——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这两讲都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问题的内容。这次修订也吸收了最新的民族学理论，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发展理论为指导，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史的民族学理论框架下，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冲突、胡汉分治、汉化胡化、汉化改革、民族融合等民族问题进行解释，这是修订第三版中的又一个重要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处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分别是：（1）第七讲，前两版都是由五个部分组成，如今调整、组合为四个部分，并修订和补充了一部分文字；（2）第九讲，增加了第四部分“最是无情帝王家”；（3）第十讲，增加了第一部分“萧梁建国”；（4）第十一讲，增加了第四部分“东晋南朝巴蜀佛教信仰”。以言第九讲，增加第四部分“最是无情帝王家”，既是为了对南朝宫廷政变诸多史实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从而深入揭示皇权政治的残酷性、野蛮性，也是为了进一步揭露皇权专制政体的本质。只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皇帝制度存在，则围绕权力之争所进行的宫廷政变，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是由皇权政治的本质所决定的。
以言第十讲，前两版讲述梁武帝萧衍政治才能突出，皆是笼统地一笔带过，说服力不强，如今增加第一部分“萧梁建国”，通过对梁武帝谋划起兵、起兵后的策略部署、禅代前的精心筹划等内容的讲述，以无可争辩的史实说明梁武帝的雄才大略，从而也更加令人信服了，并且可与其晚年老迈昏庸形成鲜明对比。
以言第十一讲，之所以增加第四部分“东晋南朝巴蜀佛教信仰”，主要就是考虑到，巴蜀地区乃是中国本土道教的发源地和大本营，佛教只有在这里传播并站稳脚跟，才算是完成了“征服”的使命。尽管佛教传入巴蜀地区的时间并不晚，至少早于长江下游地区，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其他地区的传播基本没有遭遇太大的阻力，唯有在巴蜀地区比较困难，由此造成东晋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佛学水平、传播速度都远不及其他区域，而且巴蜀地区的佛教所受道教的影响也相对明显。
经过对上述四讲的较大幅度调整和修订：一是达成了体例和形式的统一，修订调整以后的全部十二讲，每一讲都由四个部分组成；二是通过修订调整，改进了篇章布局，使每一讲的完整性、逻辑性都有了大幅的提高和改善。
除了内容方面的重要变化外，第三版的标题形式、篇章结构布局，相比于前两版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前两版十二讲的标题形式，标题字数不一致，文字也不够雅驯，第三版对此做了调整优化。每一讲的主标题文字，字数均统一为八个字，采用四四组合的方式构成，副标题则根据正文内容而决定，字数不求一致，但求简明扼要。前两版的篇章结构布局，也不尽合理，每一讲具体由几个部分组成并不相同，或三，或四，或五，第三版一律调整为四个部分。此外，第二版每一讲的一级标题下，又分为若干次级标题，有些甚至细分为三级，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章的连贯性、整体性。第三版原则上只保留两级标题，只有极少数保留了三级标题。
最后要说明的是，第三版的修订充分考虑了读者朋友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据此做出修订和调整。例如，有读者朋友提出，前两版特别是第二版中的夹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的效果，建议可以改成简明的页下注；一些人物的出生时间等相关信息，非重要的可以不列；还有魏晋南北朝各代的开国皇帝及起讫时间，建议列成简单表格，等等。对于读者朋友所提出的这些意见和建议，第三版的修订都有所回应。如第一讲关于魏晋南北朝各代开国皇帝和皇朝起讫时间、第七讲北魏“宗族十姓”“勋臣八姓”的胡汉姓氏对照、第八讲尔朱荣入洛前其家族人物任职情况，都以简表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就直观简明清晰多了。总之，读者朋友的看法，无论是褒是贬，在我看来都是善意的、积极的，读者朋友所提出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都是对我的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也是促使我精心修订、努力改进拙著的动力。希望读者朋友继续就第三版提出问题，以帮助我继续提高认识。
还要附带说明一下，为了方便读者朋友了解本书的初版暨修订过程，特将第二版的序言附于第三版之后，同时将第二版的后记附录于全书最后。
这里谨向所有的读者朋友，致以真诚的感谢！
李文才
2024 年 12 月 12 日于扬州西郊石柱山庄玄素阁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头绪最为纷繁的时期，这四百年左右的历史阶段，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乱”。
“乱”并不是后人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所得出的看法，而是生活在当时的人们的切身体验。据《北齐书》记载，北齐皇朝的奠基者高欢为了考察儿子们的志向，举行过一次很有意思的测试，用于测试的东西非常普通，一团乱麻而已，这是古代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种纺织原料。测试的要求也很简单，要求他们用最简洁的方法在最短时间里，把这团乱麻理出个头绪。大凡比赛或测试，结果只能有一个人胜出，那么，是谁赢得了这次比赛呢？他就是后来的北齐皇朝的建立者—— 北齐文宣帝高洋，那个总是口水鼻涕横流、总是被兄弟们轻视的二王子。高洋又是如何获胜的呢？他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面对眼前一团缠绕无绪的乱麻，高洋并不稍加思索，抽出腰间佩刀就剁，同时说道：“乱者须斩。”看到高洋的表现，高欢当时就笑了——笑得很开心。
每看到这里，我总是要想，高欢为什么要用一团乱麻来做这个测试呢？要猜出高欢的心思，关键不在“麻”而在于“乱”。这个“乱”字的繁体是“亂”，这是个会意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亂”的本来含义是“治”，也就是整理的意思。杨树达先生进而解释说，“亂”字从爪、从又，“爪”和“又” 都是手的意思，因此“亂”就好像一个人在用一只手拿着一团乱丝，另一只手在 进行整理。可见，所谓“治”与“乱”原本就是一根藤上所结出两只瓜，原本就是血脉相连，例如《孙子兵法》中就说“乱生于治”。
这样我们就可以揣摩高欢的想法了，他大概是有感于时代的纷乱，于是就想通过这千丝万缕、毫无头绪的一团乱麻，来观察儿子们应对乱世的智慧和能力。 这个近乎智力测验的游戏，正映射出一个乱世枭雄观察时代、时势的独特视角，以及对如何实现由“乱”到“治”途径和方法的思考。的确，这是一段混乱不堪的历史，战火连绵不断、干戈日夜相寻、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无常、人民流离失所。然而，这还只是当时人们所承受的物质世界的巨大痛苦，与此同时，人们的心灵深处，也充满了困惑和迷乱。玄学清谈的虚无缥缈、天竺佛教的地狱轮回、神仙道教的三灾九难，都从精神上折磨着那些本就疲惫不堪的躯体。这实在是一段给人们带来无尽苦难的乱世！
因为是乱世，所以这也是一段曾经备受冷眼相待的历史。出于华夷之防和追慕“盛世”的心理，传统士大夫每谈及这段历史，除了叹息就剩下谩骂了，叹息的是盛世不再、命运多舛，谩骂的是“夷狄人面兽心”……传统士大夫如此，在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中也有类似情况。与周、汉、唐、宋、明、清各朝相比，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在近代学术研究兴起的初期，曾经一度处在受冷遇的境地，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也一向不高，甚至有人还刻意贬低其意义，将之视为中国历史最黑暗、最无趣的时代，其中原因自然也是由于“乱”！因为魏晋南北朝不像那些“一统天下”的朝代，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有辉煌灿烂的典章制度、有比较发达的经济文化，当然还有人民的安居乐业和颂唱太平。
“乱”，的确是魏晋南北朝最突出的时代特色。魏晋南北朝到底是怎样一个“乱”法呢？下面就让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谈一谈吧。
一、纷繁芜杂的历史头绪
先说一下这段历史的起讫时间，无论是“魏晋南北朝”还是“两晋南北朝”，时间下限都没有争论，即这段历史的结束时间为 589 年，也就是隋朝灭陈、实现中国再统一的时间。说到上限，“两晋南北朝”还好办，即以司马炎亡魏成晋的时间，也就是公元 265 年为上限。而“魏晋南北朝”就有些麻烦了，关于魏晋南北朝的起始时间，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有人认为应当从公元 184 年黄巾起义算起，也有人认为应当始于公元 192 年董卓之死和曹操镇压黄巾军。我赞同周一良先生的意见，即魏晋南北朝开始于 196 年，即汉献帝建安元年。因为这一年曹操将汉献帝迎到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汉皇朝名存实亡，正像翦伯赞先生所说的那样，曹操在这个时候已经“把皇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了。
因此，魏晋南北朝如果从 196 年算起，到 589 年结束，则共有 393 年，这个时间比起“两汉”的四百多 a 年稍短，但比唐、宋、明、清等朝的时间都要长久。如果是“两晋南北朝”，则从 265 年开始，589 年结束，共 324 年，仍然比唐朝289 年、宋朝（北宋、南宋）319 年、明朝 276 年、清朝（包括“后金”在内）295 年的时间长久。所以说，即便仅从时间跨度而论，无论是魏晋南北朝，还是两晋南北朝，其历史都不容忽视。
说到魏晋南北朝或两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我想大家可能都会立刻想到一个字，那就是“乱”。这个“乱”字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首先这个时期的历史头绪纷乱芜杂，朝代更迭频繁，皇帝姓氏不断变化，不像李唐、赵宋那样，根据帝号纪年就基本上能够说出皇朝的终始。为了让大家对这个“乱”字有个初步印象，我们下面就从魏晋南北朝的朝代名称说起。
对于这个历史时期的称呼，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此外，还有人称“六朝”，也有人叫“两晋南北朝”，当然还有人干脆就叫“五胡十六国”，总之叫法很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叫法呢？主要是文化心态方面的原因，称为“六 朝”或“两晋南北朝”，都多多少少反映出对汉人政权正统地位的认可。所谓“六 朝”是指三国时期的孙吴、司马睿为开国君主的东晋，加上紧随其后的宋、齐、梁、陈四个江南政权，“六朝”的叫法不仅在事实上忽略了和它对峙的北朝政权，不能准确涵盖这个历史阶段的全貌，同时更是汉人正统文化心态的彻底暴露。“两晋南北朝”的叫法，包括了北朝，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也隐含了这层意思。如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在撰写《两晋南北朝史》的时候，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出于强烈的爱国之心和中华民族至上的观念，因此就有意识使用了“两晋南北朝” 一词。因为在吕先生看来，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也是异民族，他们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曾杀戮了大量的汉人，于是就决定弃用“魏”字，以表达自己的民族感情。
在老一辈史学家中，像吕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不少。他们之所以不称“魏晋南北朝”而称“两晋南北朝”，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感于所处的时代，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之情。对于这些老前辈的做法，我们不能武断地指责他们狭隘，更不能认为他们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应该充分考虑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境况，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想法而如此行文，都不能否定他们的真诚爱国情怀。
在众多称呼中，“魏晋南北朝”是最为流行的叫法，也是最准确的称呼，因为无论“六朝”“两晋南北朝”，还是“五胡十六国”，都不免有所偏颇。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魏”指的是哪个“魏”？也许有人会说，这也算是问题？不过，我还是敢肯定地说，就是历史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也一定会有不少人搞不明白，因为在这个时期以“魏”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很多个。第一个当然是由曹操开创、曹丕建立的“魏”，我们一般称为曹魏；另一个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由拓跋鲜卑建立的“魏”，我们习惯上称为北魏，也有学者叫它元魏，或拓跋魏，古籍文献一般称之为后魏，以区别于曹魏。北魏后来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西魏的皇帝虽然仍由拓跋鲜卑的子孙来当，但政权的实际操纵者却是高欢和宇文泰。关于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它在改国号为“魏”之前，还有一个名称叫“代”。这一国号始于公元 310 年，拓跋猗卢接受晋怀帝正式册封的“代公”，称“魏”是从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 开始的。如果说曹魏、北魏、东魏、西魏还不难说出的话，那么，由冉闵建立的“魏”（350—352），和翟斌建立的“魏”（388—393），学术界习称前者“冉魏”、后者“翟魏”，这两个政权可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魏晋南北朝”的“魏”，究竟指哪个“魏”呢？如果读者除了知道三国的“魏”，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这么多“魏”的话，可能他不用思考，张口就会说出是三国鼎立的那个魏朝了。问题是，如果他知道还有那么多“魏”的话，他还敢这么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吗？所以说，有的时候确实是“无知者无畏”，因为知道得不多，所以不用顾虑重重，把知道的说出来就是了。
言归正传，该说正确答案了，“魏晋南北朝”的“魏”，的确就是指三国的 曹魏。读者也许就要问了：如此一来，这段历史不是把三国也包括在内了吗？的确如此，如果说“魏晋南北朝”，那肯定包括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可是，我们这里使用了“两晋南北朝”作为书名，为什么呢？因为本书初版，是作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历史大讲堂”丛书之一，当时的丛书策划者准备将“三国”单列成册，建议本书不谈“三国”历史，故“魏晋南北朝十二讲”也就变成了“两晋南北朝十二讲”。此番本书再版，基于对原版的尊重与继承，依然作《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亦不谈“三国”，仍从西晋灭吴、一统天下讲起。
“魏”的问题基本讲清楚了，再说一说“五胡十六国”的问题，这也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历史名词。不过，要真正把“五胡十六国”的内容讲明白，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五胡”顾名思义，就是五个少数民族，“十六国”即十六个政权，问题是哪 5 个少数民族？哪 16 个国家？“五胡”与“十六国”又有什么关系？
所谓“五胡”，是指匈奴（胡）、羯、鲜卑、氐、羌五个民族。最早提到这些名称的史籍是《晋书》第 103 卷《刘曜载记》，里面是这么讲的：刘曜在渭城（今陕西咸阳）设置单于台，并亲自担任了大单于的职务，同时还设置了左右贤王等官职，这些官职“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其中的“胡”指匈奴，古籍所讲到的“胡”，一般情况下往往专指匈奴。不过，在刘曜统治的时候，还没有人称它们为“五胡”，就好比“四书五经”，这些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但是把它们合在一起叫作“四书五经”，却是从宋代大儒朱熹开始的。也就是说，从宋代以后才有“四书五经”的说法。
曾经看到过许多电视剧中的汉朝人或唐朝人，也满嘴“四书五经”地喊着，就觉得好笑。不过，这还不是最令人担心的，毕竟我们对于影视剧导演的传统文化素养还不应提出太高的要求。可怕的是，笔者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看到某民俗学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在引用《诗经》《春秋》《论语》《孟子》等书时，竟直接书写为“四书五经”，当时我就十分震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以说，在感到好笑和震惊之余，我不禁深为传统文化教育的欠缺而忧虑。
讲到“五胡十六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五胡”民族的存在十分悠久，但把他们合称为“五胡”却是很晚的事情。也许有人会问：“五胡”难道不是我们现代人的叫法吗？实际上，“五胡”并非现代人所创造的历史名词，把这几个民族合在一起称为“五胡”的，是前秦的杰出领袖苻坚。说句玩笑话，如果那个时候也有知识产权一说，那么“五胡”一词的知识产权就应该归苻坚所有。苻坚不仅创造了“五胡”一词，他还说出了“五胡”的次序，“五胡”按顺序依次是：胡（匈奴）、羯、鲜卑、氐、羌。“五胡”之所以这样排序，主要是以它们建国时间先后为根据的。
至于“十六国”的名称来源，就不能不说到崔鸿的著作《十六国春秋》。崔鸿，北魏时期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曾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十六国春秋》，所谓“十六国春秋”也就是“十六国史”。崔鸿所记述的“十六国”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至于为何要写十六国的历史，崔鸿也讲了，就是想要通过总结这些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前车之鉴。
崔鸿所列的十六国，分别是：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成—汉（賨）。
在崔鸿所列的十六国中，前赵是第二个建国的，不过刘渊建国时的国号并不叫“赵”，而是叫“汉”。这是因为刘渊在起兵的时候，为了增强在汉人中的号召力，就说自己是刘氏汉朝的继承人，起兵是为了恢复汉朝，并且他还宣布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同时“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并将国号定为“汉”。改为“赵”是到了 319 年刘曜攻占长安以后，因为这个缘故，由匈奴建立的这个政权，学术界往往称它为“汉赵”政权。
我们还要注意，在崔鸿所列的“十六国”中，有三个政权是汉人建立的，即张轨建立的前凉、李暠建立的西凉、冯跋建立的北燕。至于定都于成都的“成—汉”政权，实际上却是第一个建立的十六国政权，其建立者李特是賨人，不过也有人认为，賨又称为巴氐，实际上也是氐人的一个变种。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十六国”政权并不都是由“五胡”建立的。
另外，由“五胡”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有些却并没有进入“十六国”的序列。例如，同样是由慕容鲜卑所建立的西燕政权，就没有入崔鸿的法眼。大概在崔鸿看来，由慕容泓开创基业的西燕不符合“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的条件。而历史的实际情况却是，慕容泓建立西燕与慕容垂建立后燕，时间都是在公元 384 年，可以说几乎同时建国。不过，这两个燕从建立的时候起，就相互指责对方是伪政权，都说自己是大燕的合法继承者，后来慕容垂的后燕灭掉了慕容泓的西燕。不过，灭掉西燕的后燕也没有维持多久，就为重新崛起的拓跋鲜卑所灭，慕容垂的儿孙相继被杀。他的弟弟慕容德在公元 398 年正月先是跑到滑台（今河南滑县）称燕王，公元 400 年又跑到广固（今山东青州）称帝，这就是南燕。在十六国时期，先后出现五个“燕”政权，即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燕，前四者都是慕容鲜卑所建，北燕则是鲜卑化的汉人冯跋所建立的。在“五燕”政权中，前燕—后燕—南燕的世系是所谓的“正统”。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他在《天龙八部》中写慕容博、慕容复父子在少林寺藏经阁中，曾向萧远山、萧峰、鸠摩智三人展示了一份“大燕世系表”，这个世系表正是按照“前燕—后燕—南燕”的世系来排列的。虽然金庸先生写的是武侠小说，但所列慕容氏的世系传承，却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从这一点来说，金大侠的历史功底确实不薄。
上面扯得有点远了。总之，“十六国”与“五胡”之间原本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我们今天讲“五胡十六国”，首先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五胡十六国”只是一个历史概念，一个用来表示中国史上的一个历史时段的概念。所谓“五胡”，一方面的确是指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五个少数民族，另一方面还涵盖了其他众多少数民族，是一个表示种类繁多的少数民族的泛化性的历史概念，之所以用“五胡”来表示众多的少数民族，是因为它们在当时的北方地区最为活跃、最有代表性。
不仅如此，“十六国”也绝不止于崔鸿所说的十六个政权，还有汉人冉闵建立的魏、丁灵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帅杨氏建立的仇池国、慕容鲜卑建立的西燕、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它们也完全有资格列入“十六国”序列。如此一来，所谓“十六国”至少应该包括 21 个胡汉民族政权。
在这些政权中，绝大多数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由于“五胡”在当时最具有代表性，又因为崔鸿《十六国春秋》是当时流行的史学著作，于是人们就十分自然地把“五胡”与“十六国”联系到一起，“五胡十六国”的称呼就是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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