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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用博弈论解决情绪问题，分析焦虑和道德困境背后的“博弈”逻辑。现代社会压力大、焦虑普遍，本书旨在引导读者学会通过推理和策略提升个人、群体乃至世界整体幸福感，用经济学和博弈论视角理解自我和他人的行为动机，优化人际交往与自我成长，面对道德、群体责任等复杂问题时做出理性而不失温情与善意的决策。
2、幽默诙谐+日常场景，故事化表达，可读性强。作者以诙谐轻松的写作方法讨论了一个严肃的主题，把经济学、博弈论、道德和哲学思想与幸福快乐生活的实践结合起来，兼具趣味普及和理论深度。从日常生活场景入手，解析经济学理论中的复杂原理，将艰涩难懂的博弈论理论降维娓娓道来，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案例手把手指导读者如何进行理性推理。读者不仅能了解博弈论是什么、跟个人有什么关系、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怎么使用，而且能学到约翰?纳什、伯特兰?罗素、大卫?休谟等哲学思想对道德与群体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促进群体和世界变得更好。
3、本书由国际知名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写作，他是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国际研究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总裁、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长期研究全球经济治理与发展中国家政策。已出版著作《经济学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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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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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朋友比我们拥有更多朋友？如何预订飞机上最优的可选座位？如果慢跑10分钟能让预期寿命增加8分钟，我们应该去慢跑吗？ 推理能力是我们最被低估的技能之一。在日常生活中，关键是要站在一个聪明的竞争对手的角度，思考他们可能会如何应对。无论是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级别的重大事件，还是平息内心的愤怒，著名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教授都通过分析表明，博弈论（即社会情境的逻辑）能帮助我们获得更优结果，收获长久的幸福感。 这是一本明智而诙谐的书，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思想实验和谜题，是对理性力量的赞歌。如果你想拥有美好的生活，甚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妨从清晰思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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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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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印度籍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协会主席。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曾担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深度参与印度经济改革，被印度总统授予印度最高平民奖项之一莲花赐勋章。著有《信念共同体》《经济学家拾趣》《政策制订的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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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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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第一章? 推理、幸福与成功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中的博弈
第三章? 焦虑的计算
第四章? 怀疑与悖论
第五章? 格蕾塔困境
第六章? 集体行动
第七章? 世界更美好宣言
参考文献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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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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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与情绪
推理能力是人的能力中最有价值和最未被充分利用的。而人类之所以会陷入社会困境、经济困境，正是源于它的缺失。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这个方面的问题。在这一章，我想先从个人和日常生活开始讨论，从我们在社会中寻找幸福、成功和与自己的斗争开始讨论。
每当我们感到生活中的诸多诉求无法满足时，或对自己的事业、友谊等感到失望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就是去看心理医生或者吃药，或者更糟的是，干脆把自己关在家里。我毫不怀疑药物治疗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但我也相信，在更多情况下，药物都有一种替代或一种补充——理性。我所说的理性，实际上主要是在自己的头脑中进行的一种简单的演绎推理。良好的推理艺术对于在工作中取得成功、与社会中的同龄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与我们自己的怪癖甚至与忧郁症做斗争而言，都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往往具有各种心理障碍。尤其是在压力下，我们的推理能力会更差，并试图用各种有缺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而这么做，其实从长远来看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帮助。
要想在日常生活中讲好道理，你不必是数学家、博弈论者或分析哲学家，也不必有高智商。讲道理的能力其实只是智人的一个标准特征，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能做到。主要的障碍在于，当涉及个人问题时，比如麻烦的朋友、爱管闲事的姻亲，或恶毒的老板，或局势紧张的政治和社会事务（以上这些形容词可能是多余的），我们所展现出的推理能力往往达不到我们应有的水平。
我是在与杰出的数学经济学家共事多年后得出这一结论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走出数学模型和希腊符号的舒适区，谈论到个人事务、办公室政治或世界事务的时候，推理能力就显得十分糟糕，这让我非常惊讶。我不想失去朋友，所以对这些经济学家的名字保密。
与他们的互动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在现实生活中推理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情感开始发挥作用。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在康奈尔大学博弈论专业的学生的帮助下，对德里大学经济学院的学生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实验，还间歇性对伊萨卡市中心的普通人进行了实验。这可以当作一个有效的实验样本，但是因为全程并没有做精确的科学控制，所以我也没有想要发表这个实验（我希望本书的一些读者能对这个实验产生兴趣，然后通过适当的统计控制来开展更为正式的科学实验）。
基本假设有三条。给某人看如下三种状态：A、B和C。假设A和B是真的，然后根据这个假设，对于C是真的还是假的说出自己的判断。用以下直白的语句做第一个实验：
A：所有男人都戴帽子。
B：汤姆和约翰是男人。
C：汤姆和约翰戴着帽子。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给出了正确答案。他们都回答说“是真的”。这种逻辑属于典型的“三段论”，是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流传下来的。早期吠陀关于尼雅（尼雅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印度的学派）的著作中也明确提到了这种逻辑。这种逻辑一般从断言一组生物有某一种特性开始，再去阐述某个生物属于这个场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从这些陈述中准确推断出这种生物具有这种特征。
有趣的是，虽然大多数人都能准确地采用“三段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正确答案，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描述和主题不能带感情色彩。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可以创建另一个实验，它同样是一个三段论，与上述提及的“帽子”论断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只不过这一次，不是完全没有感情色彩的描述。为了区分开来，我把这轮实验描述中处于语句“A、B和C”位置上的描述分别记为“A’、B’和C’”。
A’：所有生物都只适合做家务。
B’：所有女人都是生物。
C’：所有女人都只适合做家务。
和以前一样，我们要求受访者回答，如果A’和B’都是真的，那么C’是真还是假。我们发现，尽管实验要求是只基于逻辑来评估陈述的真假，而不涉及对价值观的评价，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做出了错误的推理。与之前的实验相比，更多的人会说C’是假的。9在这里，人们所表现出的较差的推理能力，往往不是因为智力低下，而是因为心理障碍。也就是说，当人类不得不将“逻辑推理”应用于情感问题的分析时，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往往会不自觉地减弱。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指出，以上这种涉及情感的推理，只要加上“如果……那么……”这种陈述，就会变成一种我们所说的“积极”陈述。因为这种陈述能够超越道德或规范的内容，超越关于我们认为世界应该如何的暗示，超越我们本来认为的关于如何行为的建议，只把逻辑凸显出来。在上面例子中，附加一个这样的断言：如果A’和B’是真的，那么C’就是真的。这样就能够摒除你是不是一个性别歧视者或者女权主义者，也能够排除你是反对还是支持大政府，或者停止你对是否应该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以此来向穷人提供食品补贴等的想法。其实我们仍然可能会挑战它的逻辑基础——所有生物只适合做家务，这是真的吗？虽然仍然认为这种逻辑基础有问题，但不影响对这个命题的逻辑推理结果。
还有其他类型的积极陈述，那就是命题类，如“2加2是4”或“7加7是15”。它们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但不用去评判到底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大卫·休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哲学家之一，他所提出的你并不能从一组纯粹的积极陈述中得出任何有效的规范性结论的观点，基本上就是指这一点。这被称为“休谟定律”。10
休谟定律不仅对哲学家和哲学辩论很重要，对优质决策也很重要。11我们的思维其实不容易在纯粹积极的问题上混淆。奴隶制有助于推动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能改变任何我们所持的官方立场。因为无论问题的答案是“有”还是“没有”，我们都会理直气壮地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不应该再被允许。由于我们对纯粹积极事物的分析本身并不影响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行动，所以我们对积极事物的思考只基于事实是很重要的。
这是伯特兰·罗素（我最喜欢的另一位哲学家）在1959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当时有人问他对后代的建议：
我想说两件事，一件是理智的，另一件是道德的。我想对他们说的理智的事情是：当你研究任何事情或思考任何哲学时，只问问自己事实是什么，事实证明的真相是什么。永远不要让自己被你想要相信的愿望所左右，或者你认为如果相信会产生有益的社会影响。而是，只看事实。
我想对他们说的道德问题则很简单。我必须说，爱才是明智的，恨则是愚蠢的。在这个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学会相互包容……
从本质上讲，罗素所说的也可诉诸休谟定律。在我们的理性分析中，我们不应该做出妥协。同样的前提是，在道德上去认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我们也不必受到“如果……那么……”相关命题可能导出的结论的约束。
罗素的女儿凯瑟琳·泰特是罗素建议认真对待真相的最感人的例证之一。凯瑟琳长大后拒绝接受父亲的许多道德立场。伯特兰·罗素是一个无神论者（大多数时候。偶尔他称自己为不可知论者），他拒绝基督教。而他的女儿凯瑟琳却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并且在自己撰写的关于父亲伯特兰·罗素的传记中记录了她在一个思想前卫的家庭中长大所遭受的许多痛苦，以及她父亲的多次婚姻和爱情。这本传记是以一段凄美的语句来结尾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一段：
写一些关于我父亲的文字，这件事其实我考虑过很长时间。我也想过，自己是不是要向全世界宣告，他究竟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父亲，我也尝试说服自己，他有多么聪明、机智和善良，我是不是应该写一些文字来说我和他在一起到底是怎样的开心。因为所有人可能都没法想象我的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冷酷而理性的哲学家。因此，我就这样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开始写作，写出来的文字也不再像起初想的那样只宣扬他好的一面。我的笔被“但是”和抱怨紧紧左右着，强迫我把这些看起来不好的方面也记录下来。“所有读者更想知道的都只是真相，”这些想法就这样催促着我，“你不能用一本满是谎言的回忆录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你必须把所有错误、所有困难、所有失望都记录下来。然后，你才可以坦然地说：就是这样的他，是我所 认识的最迷人的人，是我最爱的人，是我迄今为止已经遇到，未来不会再遇到的最伟大、最机智、最快乐、最令人难忘的人。认识他是我的荣幸。感谢上帝，他是我父亲。”12
我必须澄清一个罗素都没有阐述得太清楚的话题。弄清楚“真相”和“ 说实话”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在寻求真相上妥协，但出于道德原因，我们有时可能不得不在说出真相这件事上妥协。说出某件事，是一种行为。这样一种言论，与其他行为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它同样可能造成伤害。发出这种言论，可能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也可能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位善良的老人邀请你共进晚餐，并花了很多时间用心做饭，最后在用餐结束时询问你是否喜欢他精心准备的食物。你觉得好吃，或者觉得不好吃，都会形成一个事实。你当然可以觉得这餐饭真的很好吃，或者真的很难吃。但把你的好恶这样一个事实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一种行为。比如，你头脑中可能已经认定这餐饭很难吃，但你也可以说：“这些食物很美味，我非常喜欢。”13实际上，这可能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道德的标准在于不要伤害别人的感情。
范围扩大一点来分析，由于公开声明可能会伤害他人，也会引发他人的不体面行为，因此不大声说出真相可能确实有道德依据。在你自己的头脑中，你当然有权对所有事情都反复审查，并秉承原则对自己诚实以待。这对优化决策甚至得到幸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类的许多不快乐归根结底都源自自己的困惑。
轻易让一些无关紧要的因素影响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有效判断，不仅会在微观层面导致糟糕的决策，而且可能在宏观层面导致重大决策错误。这就相当于，在人们判断要不要相信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时候，不是去看定理本身的正确性，而是去看毕达哥拉斯这个人所在的政党究竟是不是自己支持的。
伯特兰·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为马基雅弗利辩护，指出马基雅弗利对王子或政治领袖的“建议”——人们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谈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因为根据罗素的说法，马基雅弗利所做的分析，只是一些建立在“如果……那么……”基础上的“积极”陈述，而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对现实形成建议。马基雅弗利只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逻辑，“如果你想作为一个领导者生存下去，那么你就应该这样做”。这与直接说“你就应该这样做”是不同的。后者才是一种关乎道德的陈述方式，可能是道德的，也可能是不道德的，而前者是一种“积极”的陈述。根据罗素的说法，马基雅弗利只是试图挖掘政治规律，而不是在建议具体应该怎么做。
尽管如此，当使用的词语触及人类脑海中的“情感和弦”时，许多人就很难再进行清晰思考了。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便于其他人来利用我们。这一点曾出现在伏尔泰戏谑的笔触中：“并没有什么上帝，但不要告诉我的仆人。”
伏尔泰说这话可能是开玩笑的，但利用上帝来欺骗他人确实由来已久。考底利耶是公元前3世纪统治印度的孔雀王朝开国皇帝的马基雅弗利式顾问，提出过很多类似的方法。在他的经典著作《政事论》中，针对经济和政治控制问题，他向国王建议利用普通公民对宗教和上帝的恐惧，让他们去做国王想做的事。
考底利耶还建议，在国王的金库空虚、国家预算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可以创造一个虚假的“奇迹”，比如迅速在偏远地区建造一座寺庙，然后告诉人们它是凭空出现的，以此来蛊惑那些会被这一事件弄得眼花缭乱的公民自愿向上帝献祭。这种方法可以帮国家收敛钱财，以弥补财政赤字（当然，一旦国王掌握了这种欺骗艺术，也可能将其用于其他不那么庄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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